多年後回望歷史，1971年新中國重返聯合國的那次外交勝利來得突然，卻也著實不易。它的背後，體現了國際形勢的風雲變幻和不同陣營力量的此消彼漲，也體現出了中國第一代領導人和外交官們的變通和智慧。

　　此後至今的40年，一個古老東方大國的胸襟與魄力，責任與擔當，逐漸成熟與進步，都在聯合國這個最大的國際舞臺上表現得淋漓盡致。從當年被非洲兄弟抬進聯合國，到如今成為維護世界和平與公平正義的重要力量，中國對聯合國作用與責任的認識和理解也隨著時間的推移悄然走向成熟

　　新中國這樣重返聯合國

　　聯合國裏以歐美佔絕對優勢的力量格局從上世紀六十年代起被逐漸打破，“反對接納北京的傳統投票集團”最終不可避免地瓦解了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鄧亞君發自北京1971年，有兩件大事出乎毛澤東的意料。一件是“林彪自我毀滅”，另一件就是新中國終於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

　　是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大以76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的壓倒多數，通過了由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23國提出的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席位的提案（簡稱“兩阿提案”）。聯合國秘書長吳丹當下發來邀請電，請中國政府派代表團重返聯合國。

　　好消息來得突然，卻也著實不易。

　　非洲國家再推“兩阿提案”

　　事實上，從1950年起，每屆聯合國大會都要討論中國代表權問題，但是，美國每次都以“延期討論”這一問題為名加以否決。直到1961年，新西蘭代表首先提出“把中國代表權問題列入大會日程”，緊接著，蘇聯提出將“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權問題”列入大會日程，這兩個要求均被大會採納，美國的“拖”字戰術由此未能再奏效。

　　也正是從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隨著亞非獨立國家先後誕生，聯合國裏以歐美佔絕對優勢的力量格局開始逐漸被打破，新中國重返聯合國漸露曙光。

　　這些聯合國新增加的亞非國家多達56個，佔當時聯合國成員國近一半。其中，絕大多數剛獲得獨立的非洲國家出於和中國有著共同遭遇、相同目標而旋即成為聯合國裏支持中國恢複合法權益的強大力量。

　　這股力量與反對中國的勢力，足足較量了11年之久。在“延期討論”策略不奏效之後，美國又拋出“任何有關中國代表權的問題需經大會2/3多數票同意”的所謂“重要問題”案來加以阻擋，但年復一年地通過所謂“重要問題”案時，反對的票數逐年增多。

　　到1970年25屆聯大上，支持阿爾巴尼亞等18國提出的新中國恢複合法權利的有51票，反對的47票。支持票數第一次超過半數，但因不足2/3未能通過。

　　不過情勢已不可阻擋地朝有利中國的一面發展。1970年的第三世界不結盟國家元首會議，聯合聲明集體支持中國重返聯合國。次年，中加建交，和1964年的中法建交一樣，重創美國陣營。

　　此外，中國還獲得了拉美國家的一些支持。當時的外交部翻譯，後任駐法大使、外交學院院長的吳建民解釋道：“當時拉美一些國家在爭取200海裏專屬經濟區的權利，但是美、蘇主導的第一次海洋法會議通過《領海和毗連區公約》，規定各國領海和毗連區不得超過12海裏，拉美國家對此始終予以抵制。在這個問題上，我國支持他們獲得這方面的權益，這也使得我們獲得了一些拉美國家在聯合國問題上的支持。”

　　有感於當時的國際環境，時任美國總統的尼克松後來在《回憶錄》中這樣表述：“反對接納北京的傳統投票集團已無可挽回地瓦解了，以前支持我們的幾個國家已經決定在下次表決時轉向支持北京”。他並在一份口述給基辛格的備忘錄中又再次強調：“我認為，我們沒有足夠的票數去阻擋，接納的時刻比我們預料的要來得快。”

　　這一點，終以“兩阿提案”被高票通過得到印證。其中，贊成票中的非洲國家票數，高達三分之一。

　　絕不上“兩個中國”的“賊船”

　　即使意識到“無法阻擋中國返聯”的形勢下，美國還在為保住台灣國民黨當局席位“最後一搏”。

　　1971年8月，美國常駐聯合國首席代表喬治布什向聯合國秘書長遞交了一封書信及備忘錄，強調“雙重代表權”。它的要點，用布什的話解釋説：“我們不討論誰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我們所做是以聯合國這個政治為主的組織對此一現實——中華民國一直以來是聯合國忠實會員，另一方中華人民共和國則統治著更多人口——做政治上的決定。”換句話説，美國主張“中華民國”與新中國同時擁有代表權。由此，美國以“雙重代表權”在聯合國製造兩個中國的目的昭然若揭。

　　雖然蔣介石曾喊出“漢賊不兩立”，但面對唯一可能在聯合國有一席之地的最後機會，國民黨當局默然接受了這一提法。

　　為了拉贊成票，尼克松親自給許多國家的首腦寫信，國務卿羅傑斯和布什也分別在聯合國內外與一百多個國家的代表進行了二百多次談話。美國有些議員甚至揚言，如果通過“兩阿提案”，將削減美國給聯合國的經費。

　　聯大投票之前，毛澤東特意詢問了外交部歐美司司長章文晉關於“兩阿提案”和“雙重代表案”的通過可能。章文晉介紹道，要在聯合國投票過半數，需要得到66張票。如果算上1971年和中國新建交的聯合國會員國，“今年‘兩阿提案’可能得到61張贊成票，這是滿打滿算。”

　　“我們絕不上‘兩個中國’的‘賊船’，今年不進聯合國。”毛澤東聽罷思索後，這樣表示。

　　不過，10月25日投票當天，聯大首先在投票中否決了由澳大利亞、日本等22個國家提出的，把驅逐“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的提案作為重要問題討論（“逆重要問題案”）。結果一齣，會場上爆發出熱烈掌聲。而見此情景，“CHINA”席上的國民黨“代表”們一片混亂，“首席代表”周書楷索性在“兩阿提案”進行表決之前，便跑上講壇，宣佈“中華民國代表團”不再參加聯合國大會的任何議程。

　　其後，“兩阿提案”率先獲得通過，於是，“雙重代表案”根本沒有付諸討論就成為了一紙廢案。

　　遭驅逐的台灣國民黨當局代表們悻悻離場。多年後，時任國民黨當局駐美“大使”沈劍虹在回憶錄中披露了台灣喪失聯合國席位的另一個原因：“我們不能支持任何允許中共進入聯合國的動機，儘管這項建議（雙重代表權）也要求保留‘中華民國’的聯合國席位。當‘友邦’詢問我們，我們希望代表如何投票時，我們不知道怎麼回答……他們不知道我們到底需要他們做些什麼。”

　　印尼外長沒聽總統的指令

　　當時的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後來曾若有所思地説，從“雙重代表案”最後投票的順序來看，“兩阿提案”的勝利也是必然。

　　其實，當時的聯大主席、印尼外交部長馬立克為助中國一臂之力，確實在投票環節進行了一個“技術處理”。

　　馬立克曾追隨印尼革命鬥士、也是中國領導人的朋友蘇加諾。第26屆聯大召開前夕，他出任聯大主席。當時，他敏感地意識到，1971年可能是中國重返聯合國的一次契機，於是，他設法與在澳門的密友司徒眉生取得聯絡，並委託後者想辦法了解到中國高層對重返聯合國的提案想法。

　　然而，一直到1971年9月，司徒眉生仍得不到北京方面的任何反應。9月初，馬立克與司徒眉生在香港碰面。馬立克取出一份文件遞給司徒眉生，面有難色地説：“關於本屆聯大討論中國加入聯合國的議案，蘇哈托總統（蘇加諾之後擔任印尼總統）已經給我下了訓令。你拿去看看。”司徒眉生接過文件，只見“訓令”上寫明：要求對阿爾巴尼亞等國提交的支持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席位的提案投棄權票，對美國的提案投贊成票。

　　司徒眉生問馬立克：“你研究過聯大議事規則和主席的職權沒有？有無特別發揮的空間？”馬立克回答説：“仔細研究了，空間還是有的。”

　　沉吟片刻，司徒眉生建議道：“你現在已被選為本屆聯大會議主席，就不能站在一國外長的角度處理問題，而應站在聯大主席的立場上思考問題、處理問題。”“你作為印尼外交部長最多不過幹一二十年，可印尼作為聯大主席國是百年才一遇的事情，而你個人能擔任聯大主席，更是千載難逢啊！這是歷史的重托啊！你要緊緊抓住這個難得的歷史機遇，爭取流芳百世啊！”

　　聽罷司徒眉生的話，馬立克基本下定了心意。

　　投票當天，聯大一改往日計票方式，採用公開唱票的方法。於是，一些國家不得不慎重考慮，是否再追隨美國投票。當“兩阿提案”獲得通過後，馬立克舉起手中的木槌，果斷裁決：“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就意味著台灣已喪失聯合國席位，無需對台灣席位問題再進行表決。”

　　伴隨著這一錘定音，中國為恢複合法權利而經歷的22年鬥爭終於取得了勝利。

　　布什反問“基辛格在北京做了什麼”

　　投票之後，沈劍虹問布什：“我們究竟做了什麼，使得我們的朋友幾乎不承認我們了？”布什反問道：“基辛格在北京做了什麼？”

　　當年10月25日，基辛格恰恰還在北京訪問。他在第一次秘密訪華時主動告訴周恩來，尼克松已經決定，美國今年將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聯合國和安全理事會的席位，但不同意從聯合國驅逐台灣國民黨當局的行動。在尼克松訪華前，如果美國聽任台灣國民黨當局失去聯合國席位，將使尼克松處於非常困難的境地。“我估計你們今年還進不了聯大。”基辛格不假思索地説，“明年還差不多。待尼克松訪華以後，你們就能進去了。”

　　“我看不見得吧？”已經得知好消息的葉劍英和副外長喬冠華在送行基辛格的路上如此回應道。果然，基辛格在離京的飛機上得知了中國重返聯合國的消息。有資料記載，他當時一愣，自我解嘲地對助手們説：“我的話應驗了，光是中美接近就會使國際形勢産生革命性的變化，對此連我自己也認識不足。”

　　基辛格一度指責布什，應該把聯合國大會的投票議程拖延至他從北京返回後。正是由於摸不清美國對中國的真實態度，一些國家代表猶豫著投了支持中國返聯一票。

　　但尼克松之後在回憶錄中清清楚楚地寫明，是他有意讓基辛格在外面多呆一天，不要在表決這一有爭議問題時回國。

　　不管尼克松當時出於怎樣的考慮，于手舞足蹈的第三世界國家代表而言，中國重返聯合國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一場重要勝利。

　　1971年11月1日，聯合國總部自北邊數第23根旗桿，青天白日旗被降下，五星紅旗開始高高飄揚。

　　天時、地利、人和，新中國就這樣被“抬進了”聯合國。

　　9月13日，中國赴黎巴嫩維和官兵榮獲聯合國“和平榮譽勳章”。本報記者 劉順/攝

　　從不參加投票到全面合作：中國在聯合國四十載角色變遷

　　在中國為數不多的幾次動用否決權的提案中，除了台灣問題，大多與不干涉他國內政原則有關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鄧亞君 實習記者 鄔驪發自北京“一九七一，十一月十一，萬里大洋橫渡，一望長空盡碧。此去欲何為？入虎穴，擒虎子！”借用臨行前毛澤東的囑託，副外長喬冠華在率領中國代表團前往聯合國的飛機上，寫下了這幾句壯志豪情。

　　逝者如斯夫，當年以“擒虎”之勢被非洲朋友們抬進聯合國的新中國，如今已是推動國際合作與國際交往的重要力量。時光荏苒背後，中國一步步體味並探索著大國的擔當與責任，在聯合國的舞臺上既經歷著鬥爭，也收穫了讚譽。

　　一個“革命者”的姿態

　　時間回溯至40年前，1971年11月15日，第一次進入聯合國大樓的中國代表團興奮之餘，仍有人感到一絲緊張。毛澤東曾有名言，不打無準備的仗，但這支代表隊伍卻是在一週之內匆忙組建起來的。

　　“初返聯合國，我們對聯合國的事務並不是很熟悉，思想準備也不充分。”聯合國問題研究專家、外交學院副院長鄭啟榮評價道。他形容，當時中國是以一種“革命者”的姿態出現在聯合國的。

　　喬冠華在聯合國大會第26屆會議上的發言中，“革命者”的姿態和中國最初對聯合國的認知亦有明顯體現。當時他説：“我們主張，任何一個國家的事，要由這個國家的人民自己來管；全世界的事，要由世界各國來管；聯合國的事，要由參加聯合國的所有國家共同來管，不允許超級大國操縱和壟斷。”

　　“聯合國確實在最初30年裏走過彎路，但當時，我們確實對它的看法有局限性，先認為它是西方超級大國手中的工具，後來又認為它是一個‘清談館’，解決不了什麼問題。”鄭啟榮説。鋻於此，重返聯合國初期的中國代表團經常在發言和表態時使用“打倒帝國主義”、“反對霸權主義”的口號性措辭，並且在一些國際問題中表現得比當事國還激進。

　　據當時的代表團翻譯、後任駐法大使的吳建民回憶，中國代表在聯合國還發明了第四種投票方式：“不參加投票”。他解釋説，原來三種：贊成、反對、棄權，“中國人去了，我在場，我對它根本不感興趣，我在場我不參加投票”。後來，有些國家也沿用了這種方式。

　　上世紀70年代新華社常駐聯合國工作的錢文榮告訴《國際先驅導報》，由於代表團對聯合國複雜的機構和投票表決程序感到陌生，因此毛澤東當年也以“首先學習、了解情況”指示代表團，所以中國代表對不了解的事務一般採取“不介入”的方式。

　　“不介入”在一些特定的問題上，並不利於大國形象的樹立。吳建民的妻子、同是代表團翻譯的施燕華介紹説，中國當時對裁軍委員會就是抱著消極的態度，也沒有參加聯合國的維持和平行動。

　　不過，一個“革命者”的立場和姿態有時也很必要。1981年，安理會推薦聯合國秘書長候選人時，中國支持第三世界提名的坦桑尼亞外長薩利姆，而美國則支持奧地利人瓦爾德海姆第二次連任。於是，中國在投票中連續6次否決了對瓦的提名，最後安理會經協商以秘魯人德奎利亞爾為唯一候選人才打破了僵局。這件事，被外界視為是中國在聯合國為第三世界而鬥爭的一次典型案例。

　　八次説“不”背後

　　但不同的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加快以及國際形勢在一定程度上的緩和，中國外交的指導思想從戰爭與革命轉變為和平與發展。其間，中國對聯合國作用的認識開始逐步深入。

　　中國開始接受聯合國的對華援助，從1979年到2000年，中國接受了4次援助，總金額將近6億美元，這對中國一些地區改變貧窮落後面貌發揮了積極作用。

　　在常任理事國在安理會所産生的影響上，中國也開始有了更理性的思考。迄今，中國重返聯合國後，在安理會僅動用過8次（包括一次威脅使用）否決權。與之相對應，美國和俄羅斯（包括前蘇聯）的否決權動用次數分別為80多次和120多次。對此，曾擔任中國常駐聯合國大使的秦華孫在回憶錄中表示，否決權“不能不用、不可多用”。鄭啟榮進一步解釋道，這一思路與中國一貫堅持的外交方針有關，“改革開放以後我們奉行獨立自主、不搞對抗，重大國際事務中極力主張通過協商解決分歧，不干涉其他國家內政的方針。這個方針一直持續到現在。”

　　為數不多的“説不”經歷中，就有5次與不干涉他國內政有關——

　　1972年8月25日，由於當時孟加拉國未獲得巴基斯坦的承認，中國否決了安理會關於孟加拉國加入聯合國的決議草案；1972年9月10日，中國否決了英國等西歐國家在安理會上提出的有關中東問題的對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國家的修正案草案；2007年1月12日，針對美國和英國提出的有關緬甸問題的決議草案，時任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的王光亞再次投下了反對票；2008年7月11日，中國、俄羅斯在安理會表決有關制裁津巴布韋的決議草案時，兩國共同使用了否決權；今年10月4日，時隔三年後，中俄再次攜手否決了法國、英國等國提交的有關敘利亞問題的決議草案。

　　“在緬甸、津巴布韋、敘利亞等問題上，我們的判斷標準是有沒有影響到國際和平與安全。當我們認為國際干涉無助於這種問題的解決，有時候反而使這些問題更加惡化，我們就會投下否決票。”鄭啟榮介紹説。

　　一方面是行使權利，另一方面則是捍衛中國的核心利益。中國大陸的另兩次否決票和一次威脅使用否決權都與台灣有關：

　　1996年初，海地新當選總統邀請台灣當局“副總統”李元簇出席就職典禮，中國大陸施壓通過對延長聯海特派團的相關決議；

　　1997年1月10日，否決了安理會關於向危地馬拉派遣聯合國軍事觀察員的決議草案，理由是危地馬拉與台灣維持外交關係以及每年在聯合國總務委員會上聯署所謂要求台灣“參與”聯合國的提案；

　　1999年2月25日，否決了安理會關於同意聯合國駐馬其頓預防性部署部隊延期的決議草案，理由是馬其頓政府在當年1月與台灣進行所謂“復交”。

　　其實在整個90年代，大陸圍繞台灣策動搞“重返”聯合國的活動都予以了堅決回擊。即使在李登輝訪美和“兩國論”盛行的1995年，大陸和台灣“邦交國”在聯合國總務委員會激烈辯論1971年第2758號決議的來由及其重要性，最終挫敗了台灣的“重返夢”。

　　維和貢獻與人權鬥爭

　　在鄭啟榮和錢文榮看來，從上世紀80年代初到世紀之交是中國和聯合國逐步合作深入的時期，特別以中國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為代表。

　　1988年9月，中國常駐聯合國大使李鹿野致函聯合國秘書長，表示“中國願意與維持和平行動特別委員會一道，對維護和平行動做出貢獻”。

　　三年半後，1992年4月24日，“八一”軍旗引導下的一台臺噴有“UN”字樣的白色機械車輛進入柬埔寨金邊的中國維和部隊營區。“中國首次派兵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成為當時世界許多媒體的頭條新聞。是年，400名官兵組成的工程兵大隊，是我國第一次向聯合國派出成建制的部隊，標誌著中國軍隊第一次走出國門執行聯合國任務。

　　為了順利完成任務，中國官兵特地找來了有關聯合國維和的文件資料，連夜組織人員翻譯。據一位當年赴柬維和的軍人回憶，“我們與各國維和軍人一起工作戰鬥，從外軍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不只是大大開闊了視野，同時也深深意識到中國維和軍人所肩負的歷史責任，一個負責任大國的使命擔當。”

　　如今中國已是安理會5個常任理事國中，派出維和人員最多、參與維和行動最多的國家。

　　不過，“合作深入時期”也面臨著激烈的外交鬥爭。

　　1989年之後，人權問題突然成為聯合國裏西方國家針對中國的一張“利牌”。只不過，1993年至1995年的三次人權會鬥爭，都以中國的勝利而落幕。

　　聯合國前副秘書長金永健回憶道，1995年的第51屆人權會鬥爭最尖銳、最激烈。當時，美國派出了負責人權事務的國務卿、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分管人權的官員到現場指揮，美國還在許多國家的首都做了各種工作，施加了各種壓力。

　　為了粉碎美國的圖謀，中國代表團的外交官們連夜給中國在不同國家的駐華大使打電話，及時溝通信息。終於，原本倒向西方的科特迪瓦等國家最後時刻對西方投出了反對票，中國21票比20票化解了危機。

　　力所能及地發揮作用

　　幾番較量、多種合作。中國代表團在聯合國既要進行外交鬥爭、維護國家利益，又要力所能及地發揮大國影響力，廣泛參與和支持聯合國的各種工作。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和聯合國進入了“全面合作”階段。回顧中國參與聯合國事務的40年曆程時，外交部部長助理吳海龍這樣概括道：中國對聯合國的認識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全面；中國對聯合國的參與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入；中國對聯合國的貢獻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突出。

　　鄭啟榮以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為例表示，中國積極配合併推動千年發展目標的如期實現。從中國自身來看，中國已經提前實現了好幾個目標，比如2008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個實現貧困人口比例減半目標的國家。“中國的發展，就是對聯合國實現千年目標的巨大貢獻。”他説，“隨著中國自身實力的加強，中國今後對聯合國的參與會更加積極，我們經過四十年的歷史可以感受到，中國需要聯合國，聯合國也需要中國。因為在聯合國內部也在談，如何讓中國承擔更多的責任，對中國來説，我們也還是要力所能及、量力而為，不應該去承擔超出我們能力的工作，要在力所能及方面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這也是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責任。”

　　此外，中國還在聯合國強烈要求建立平等互利的國際經濟新秩序，消除國際上的貧富不均，努力縮小南北差距。而也有國內學者建議，中國未來在環境保護問題上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可預見的未來，在國際事務的推進中，如何衡量國家利益與全球利益，將是中國政府面臨的挑戰之一。”一位學者如是表述。

　　聯合國裏的中國數字

　　172個建交國

　　截止1971年10月24日，共有64個國家同新中國建交。而迄今為止，中國已與172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重返聯合國以後，與中國建交的國家共計108個。

　　7次挫敗臺“入聯”企圖

　　中國自1993年以來連續7次挫敗台灣當局收買少數國家向聯大提交的所謂“台灣在聯合國代表權”提案。不僅沉重打擊了台灣當局急欲拓展“國際空間”、加緊分裂祖國活動的囂張氣焰，捍衛了祖國的統一事業，而且維護了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見第10版）的嚴肅性。

　　人權鬥爭11連勝

　　在2006年原人權委員會被人權理事會取代之前，中國曾連續11次挫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反華提案，西方國家一直沒有獲得在聯合國人權機構攻擊中國的機會。

　　25項國際人權公約

　　與西方藉口人權問題攻擊中國相對應的是，40年來中國積極參加聯合國的多邊人權機構工作，已批准或加入了25項國際人權條約，並與15個國家建立了年度人權對話與交流機制。

　　11位常駐大使

　　40年來，中國先後有11位外交官擔任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大使。他們堅定地站在聯合國外交前線，維護國家利益與全球利益的同時，也在國際舞臺上彰顯了個人才華。按時間早晚順序，這些外交官分別是黃華、陳楚、淩青、李鹿野、李道豫、李肇星、秦華孫、王英凡、王光亞、張業遂和現任大使李保東。

　　7位中國籍副秘書長

　　重返聯合國的次年，中國人唐明照便擔任了聯合國副秘書長這一高級職位，當時他負責政治事務、非殖民化及託管地工作。唐明照之後，還有6位中國外交官先後擔任聯合國副秘書長職務，分別是畢季龍、謝啟美、冀朝鑄、金永健、陳健和現任副秘書長沙祖康。

　　200名中國籍職員

　　除了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的外交官和從國內臨時派去開會的人員外，聯合國裏還有一些“中國面孔”，他們主要是受聘于聯合國秘書處的中國籍職員。他們或直接來自國內，或是在海外定居的華人，受聘聯合國秘書處後，理論上都和原籍國“劃清界限”。目前，這樣的中國籍職員約有200名。他們當中，一部分（約50多名）主要是較高級別的官員、管理層和其他專門人才；另一部分從事同聲傳譯、打字等技術性和服務性工作。

　　維和7個“第一次”

　　中國于1989年派出20名文職人員參加了聯合國納米比亞過渡時期協助團，這是中國第一次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1990年，中國第一次向中東停戰監督組織派出軍事觀察員。1992年，中國派工兵部隊參加了聯合國柬埔寨特派團，這是中國第一次派成建制非作戰部隊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1999年，中國民事警察參加了在東帝汶的維和行動，這是中國警察第一次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2003年11月，中國向聯合國利比裏亞特派團派出500多人的工兵、醫療和運輸分隊，這是中國迄今最大規模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2004年5月，中國向聯合國海地特派團派出125名防暴警察，這是中國維和人員第一次出現在西半球，第一次在非建交國部署維和人員，也是中國警察第一次成建制參與維和。

　　13名維和人員犧牲

　　從中國軍人首次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開始——1990年4月，5名中國軍事觀察員參加聯合國停戰監督組織；兩年後，中國400名官兵奔赴柬埔寨，中國軍人首次走出國門參加維和行動。而今，中國已經參加了28項聯合國維和行動，累計派兵1.7萬餘人次，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派遣維和軍人人數最多的國家。其中，共有13名中國維和人員為維護世界和平獻出了寶貴生命。目前，中國仍有2000多名維和軍人和警察在黎巴嫩、剛果、蘇丹、利比裏亞、海地等國執行維和任務。

　　270余次 接受禁止化學武器組織檢查

　　在“中國威脅論”伴隨著中國崛起越來越甚囂塵上時，中國在聯合國以實際行動有力反擊著各種傳言。其中，自1997年《禁止化學武器公約》生效以來，中國已接受禁止化學武器組織270余次視察。此外，中國積極參加安理會、日內瓦裁談會等聯合國框架內的相關軍控機構及會議工作，通過向聯合國裁軍事務辦公室、亞太裁軍中心及聯合國掃雷援助基金捐款、與其合辦研討會等多種方式，全力支持聯合國在軍控領域發揮更大作用。

　　20000件 締結雙邊條約等文件

　　“被非洲朋友抬進聯合國”的中國，參與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等重要國際條約的起草和制定過程，致力於維護髮展中國家權益和國際法的公正。目前，中國已參加300多項多邊條約，對外締結的雙邊條約和其他具有條約性質的文件超過20000件。

　　7490萬美元年會費

　　2011年9月，中國繳清了今年應繳的7490萬美元聯合國會費。重返聯合國以來，中國的聯合國會費實際上經歷了先漲後跌再漲的三個階段。1971年重返之初，中國按台灣的水平繳納會費，會費比額高達4％。3年後，在聯合國會費調整中，中國的比額增加到5.5%的歷史高點，並一直延續到1979年。1980年，考慮到中國人均收入水平較低，聯合國下調中國的會費比額至1.62%。其後15年，比重持續下降到0.72%。從1996年開始，中國在聯合國的會費比額首次回升，微調至0.74%。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繳納會費比額狂飆突進，幾乎每次調整都要上漲超過0.5個百分點。

　　根據聯合國最近達成的2010－2012年會費比額分攤辦法，中國的正常預算攤款比額將從2.667%增長到3.189%，維和費用將從3.1474%增長到3.9390%。

　　2562.9億 對外援助額

　　到2009年底，中國政府免除了50個重債窮國和最不發達國家的256億元人民幣債務，累計對外援助金額達2562.9億元人民幣。為應對目前的“非洲之角”饑荒，中國政府決定通過聯合國及雙邊渠道向有關國家提供4.432億元人民幣的緊急糧食援助和糧援現匯。（本報記者 鄧媛/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