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瞭望》2009年49期，作者：湯耀國，原題：《三峽論戰風雲錄》

中國工程院作出“效益顯著”、“利多弊少”的結論時，國務院三峽建委還在規劃三峽工程後續工作，規劃大綱指出，“隨著三峽工程建成運行，一些新情況、新問題逐步暴露，亟待解決。”

“公案”一則

全國人大通過關於興建長江三峽工程決議十年後，2002年5月16日，三峽總公司請來三峽工程最大的“反對派”——中組部原副部長李銳到建設現場考察，當時一團和氣，事後卻引起一段“公案”。

三峽總公司主辦的《中國三峽工程報》和香港《文匯報》其後刊出報道稱，李銳對三峽工程不無讚許，“能搞成這樣很不容易，修好了將是一個天大的好事。”

看到報道，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李鵬，同年6月21日寫下日記，認為李銳“對三峽工程的認識有了一些變化”。（引自《眾志繪宏圖——李鵬三峽日記》，下稱《日記》）

“毫無變化。”93歲的李銳對此予以否認，他是在2009年11月23日接受《瞭望》新聞週刊採訪時作出這番表示的。

但他也證實，曾對樞紐工程質量表示滿意，“從技術上看，能修這樣一個大工程，了不起。”

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副組長兼技術總負責人、83歲的兩院院士潘家錚，向本刊記者回憶起李銳的那次考察，他記得李銳當時是這樣説的：“我對三峽工程的態度是明確的，也難改變了。但看了工地的建設後還是很高興、放心的，希望儘量建好。”

李銳和潘家錚曾是水電系統的上下級同事，後來成為三峽論戰的重量級“對手”。

“他是數十年如一日的反三峽派的骨幹和統帥，”潘家錚在《我所知道的李銳》一文中這樣寫道，“沒有他，三峽之爭絕難如此‘波瀾壯闊’。”

爭論歸爭論，交情歸交情。1992年全國人大通過三峽工程決議後，潘數次登門拜訪李。李欣賞潘的技術乃至文學才華，潘亦敬重李的憂國憂民，敢於直言，稱李對三峽“居功至偉”。

“李銳在五十年代反三峽（工程）立了大功，那個時代沒有能力、沒有需要搞三峽（工程），草率上馬，後果嚴重。”潘家錚對《瞭望》新聞週刊説，“他八十年代仍然反對，這對三峽論證也大有好處，質疑有利於工作的改進。”

不符合“躍進精神”的決議

“你知不知道南寧會議？林一山那個時候紅得很啊。”93歲的李銳向本刊記者憶起半個世紀前的南寧會議，口氣很是自得，在那次會議上，他把三峽工程拉下馬了。

1958年1月17日，時任電力部部長助理兼水電總局局長的李銳突然接到中辦通知，要他第二天乘專機去南寧，討論“三門峽”（電報多了一個“門”字）問題。

他後來才知道，毛澤東主席在南寧會議上提議要修三峽工程，當時持保留態度的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提出，有個李銳是搞水電的，和林一山爭論過三峽工程的問題。毛澤東就説，把他們兩人都找來當面談一談。

林李之爭始於1956年。這年6月，毛澤東暢遊長江，寫下《水調歌頭游泳》，“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傳遍中國。隨後，被毛澤東稱為“長江王”的長江水利委員會（後改稱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下稱長辦；1988年又改稱原名，下稱長江委）主任林一山，在《中國水利》上發表兩萬字長文，主張儘快修建三峽工程，唯此才能解決長江的洪水問題。他建議蓄水高程為235米，比現在的175米，還高60米。

李銳閱罷林文，認為“太離譜”，“大半個重慶市都會被淹沒”；於是，在《水力發電》上也回敬一篇兩萬字長文，從防洪、國民經濟等各種角度全面反駁。

在南寧會議上，毛澤東設下擂臺，讓林、李直接交手。

李銳剛抵達賓館即被潑冷水，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找上門來，急切地告訴他，主席在大批“反冒進”。

“擂臺戰”當晚展開。兩位口才俱佳的對手，把各自論點搬到臺面上，李銳還多了個“撒手锏”——鋪開一張全國水電開發示意圖，“引起主席和與會者的極大興趣”。

李銳以圖説理：1957年全國用電的總需求只有190億度，而三峽一個大電站就要發電1000億度以上，佔全國發電量的比例過大，將嚴重影響電網的運行，他還打比方：“在一座城市裏，總不能只有一個百貨商店吧，尤其大城市，需要多少個商店啊！”

“所有人，包括毛澤東，他們為什麼聽得進去？第一，我的道理講得很清楚，”李銳向本刊記者作出分析，“第二，我是小人物，要劉少奇、周恩來反對可能就不一樣了。”

李銳的表現，使毛澤東對三峽工程的態度發生變化，稱三峽工程的修建並未決定，並點李銳為兼職秘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