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百年進藏記

專題:西藏和平解放60年

　　雪域高原也無力阻擋工業革命和現代文明的滾滾車輪；強迫的改變，抑或自覺的追隨，在這一個多世紀裏交織糾纏

　　文/《瞭望》新聞週刊記者董瑞豐胡星

　　翻過海拔5072米的唐古拉山口，青藏鐵路順勢而下，一頭扎向廣袤的高原腹地。千年雪山把朝霞映射在鋼軌上，泛起金屬的堅硬光澤。

　　這是一條工業文明的“天路”。路的東頭，1865年北京城外的第一段鐵軌曾引來“觀者駭怪”；五年前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國再度戰敗，“通商使團”攜“奇技淫巧”從此紛至沓來。

　　路的西頭，一個英國“使團”經過多年籌劃後，用槍炮開路，終於在1904年踏進拉薩。“他們依靠中世紀的武器和各式各樣的雜牌現代武器同我們較量，他們一本正經地詛咒我們，然而我們還是過來了”，當年的英國隨軍記者記錄。

　　“駭怪”之後近半個世紀，北京城裏進退失據的大清王朝倒臺了。取而代之的革命者宣稱，要將強權阻于外，鐵軌通于內。宏願在另一批革命者手中得到實現。

　　也是近半個世紀後，詛咒英國“使團”的喇嘛和噶廈官員，把“新漢人”迎進了拉薩城。多年以後，和平解放的石碑在市中心屹立，與巍峨的布達拉宮遙相對望，新舊之間，紀念著兩個民族曾共同經歷的洗禮與重生。

　　但傳統和現代、本土和外來、宗教和世俗急劇碰撞之下，茫然困惑依然難以避免。強迫的改變，抑或自覺的追隨，在一個多世紀裏交織糾纏。

　　“西藏人很早就具備了避開戰爭、和平安寧地生活、寬容待人的處世哲學和技巧，……從不捲入其他國家和民族的事務。”舊西藏的噶廈政府，一度以為可以繼續把大門關閉。

　　無論怎麼封閉，再也不可能置身世外了。雪域千年的暗夜，註定要被工業革命和現代文明的汽笛聲驚動。

　　英國人入侵

　　從拉薩往南400多公里，亞東是中印邊境一座小城。從城邊的噶舉寺再向南眺望，邊境線上則里拉山口和乃堆拉山口蜿蜒而來的土路交匯在半山腰，順著乾涸的河谷下來，依稀可見殘遺著一條碎石鋪就的驛道。

　　數百年來，當地馬幫就踩著這條一米見寬的小路往來中印之間。1903年，荷槍實彈的英國人以通商的名義，也沿著這條路踏進西藏。

　　對於西藏的資源和地緣優勢，“日不落帝國”垂涎已久。幾乎在敲開中國東部海防大門的同時，大批訓練有素的探險家和化裝成朝聖者的秘密測繪間諜，開始年復一年深入到藏區腹地。

　　後來擔任英國皇家地理學會主席的霍爾迪奇（Thomas Holdich），就曾用“無窮的礦産”來形容西藏東部。在了解俄國人的蠶食意圖之後，他不無遺憾：“我們從未去探險過。”

　　翻開世界地圖，可以更清楚冒險家們的想法。西藏的西南側，坐落著大英帝國最重要的原料産地印度；東側是富庶的四川盆地；西北方，還有被稱為“地理樞紐”的中亞各國。高原聳立在亞洲大陸中部，睥睨著四週遼闊的平原。

　　這是殖民帝國向全球急劇擴張的時代。帝國的影子背後，資本正在成為整個文明的動力——即便帝國本身，也要為財富效勞。而憑藉工業革命的成果，征服者得以將觸角恣意伸向非洲的荒漠、拉美的叢林，雪域高原也莫能例外。

　　與在中國內地武力通商同步，“從這個時期（1860年代）起，我們可以找到英國要求開放西藏的一系列企圖”，英國學者藍姆（Alastair Lamb）在專著中如此評述。儘管在後人眼裏，這樣的開放，無非只是為倫敦的交易所又增添了一堆閃亮的籌碼。

　　19世紀的西藏，就在小城亞東，已經聽見越來越急促的敲門聲。想躲，是躲不過去了。1888年，英國人終於首次入侵。

　　修建在山坳中的噶舉寺，背山望水，肅穆莊嚴。本刊記者抵達的時候，這座隸屬藏傳佛教噶舉派（白教）的廟宇，正迎來又一次政府修繕。“寺裏供奉著一尊護法神，是十三世達賴下令從巴夏寺轉移到這裡的。”前來督查的亞東縣統戰部部長達瓦次仁站在寺前告訴記者。

　　巴夏寺早已消失在遠方的崇山密林裏。面對當年武裝越境的英國人，藏軍嚴密設防之外，並請出臨近巴夏寺的護法神施展法術。可裝備著現代武器的英軍顯然沒有受到多少影響。藏軍潰敗之後，寺廟也從此被廢棄。

　　英國首次侵藏後數年，清政府抵擋不住壓力，像內地已多次上演的一樣，簽下不平等條約。在拉薩海關的歷史陳列室裏，政工辦主任尼瑪次仁指著老照片告訴記者，1894年，亞東被開放為商埠，並開設海關，由英國人管理。

　　但英國人的胃口並未滿足於亞東，要求將市場深入到西藏腹地甚至拉薩。雙方對通商問題的意見不一，加上劃界、遊牧等遺留問題，英國人開始準備第二次武力進攻西藏。

　　1903年12月12日，英軍3000人在少將麥克唐納和商使代表榮赫鵬（Francis Younghusband）的率領下，翻越則里拉山口進入西藏。以通商為名，行入侵之實，西洋的冒險家視之為對自身價值標準的一次理所應當的普及。

　　“惟于西藏，獨不許進行貿易。此種偏頗不公之事，殊不適於正直文明之民族如君等也。”榮赫鵬侵入西藏後發表的演講，將這一態度表露無遺。

　　上了一堂主權課

　　從亞東往北，海拔陡升，隨後一路起伏，不斷翻山越嶺，如今經江孜到拉薩的柏油路上，猶有不少窄道急彎。可以想見，百年前英軍踩著土路仰攻而來，實在並不佔據地利。

　　兵員數量也不佔優。在亞東往北近百公里的曲美雄古，1904年3月已有藏軍3000多人駐守，而英軍僅預備1000余人。雙方在此對峙，榮赫鵬利用武器的差異欺騙藏軍，聲稱談判停火必須熄滅火繩。藏軍應允。隨後英軍將機槍架好，把上千藏軍包圍在圍墻一角進行掃射，隨後乘勢向北進攻。是役，藏軍共傷亡1400余人，英軍僅傷亡15人。

　　百年之後的曲美雄古，早已無處尋覓槍聲。只有高原的風靜靜掠過殘留的幾堵土墻，供人遙想憑吊。

　　一百多公里外的帕拉莊園，當年的大領主從這裡派出衛隊援助藏軍。莊園裏仍然陳列著當年裝備的土槍。講解員格桑頓珠告訴本刊記者，這種土槍需裝填火藥、點燃火繩才能發射子彈，每射擊一次大約耗時五六分鐘。

　　而此時的英軍，已經裝備了馬克沁機槍。1900年八國聯軍進攻北京時，護衛的清軍就曾見識過這種射速高達每分鐘600發的現代武器的威力。

　　雙方軍隊裝備和戰略戰術素養的懸殊，使得戰爭成為一場屠殺。為此，英國《每日郵報》的隨軍記者坎德勒(Edwudn Candler）聲稱，“很顯然要不是我們狠狠地教訓了他們（藏軍）一頓，我們就不會有任何進展。”在部分殖民者的思維裏，世界只能按照他們的邏輯來運行，凡是不能順從的民族和文明，那就只能用槍炮來上課了。

　　曲美雄古一役後，英軍決意北上拉薩，在江孜宗山等地再度遭遇大規模抵抗。現在站在山下高聳的抗英紀念碑旁，仍能遠眺到宗山城堡殘留的英軍炮火轟擊痕跡。離此不遠的乃寧寺，也猶有一段殘垣，無言訴説著當年的戰火。

　　西藏並不乏可歌可泣的不屈反抗，但對當年的英國人來説，這只是“護使通商”途中的小插曲，他們唯一需要認真考慮的，是同樣對西藏虎視眈眈的俄國人的態度。

　　英國人進入西藏，讓勢力正深入中亞的俄國人感受到了威脅。俄國人意識到，失去清政府的蔭蔽，地廣人稀的西藏無力自守，必然會倒向另外一方——而俄國尚未做好準備。故此，俄國駐英大使數次發出警告，表示西藏為構成中國之一部分，“不能坐視彼邦現狀之變動”。

　　作為對“豪強友邦”的回應，英國接連表示“固無意兼併彼邦”，“只要其他列強不圖干預藏事”；同時意欲借助一系列條約文書，將西藏營造成一塊親英的緩衝地。

　　雙方角力，皆遵照在歐洲已通行數百年的遊戲規則。這樣的規則，雖然即將在全世界自覺或被迫地通行，此時卻還沒有被所有人意識到，其中就包括清政府駐藏大臣有泰。在戰事緊迫、藏軍連連大敗之時，有泰採取了隔岸觀火的姿態，甚至頗有興致地在拉薩附近樹林裏唱歌跳舞。

　　有泰的顢頇在後來的史書裏一再被痛斥。也有西藏曆史研究者指出，當時西方的知識和標準尚未在中國完成破舊立新，“（有泰）首先還沒有懂得什麼是主權，什麼是現代意義上的國家”。

　　這些現代文明秩序的概念，既已被槍炮帶到了東方，就必然給後者留下深刻烙印。

　　1904年8月3日，英軍侵入拉薩，佔駐布達拉宮後的拉魯莊園。隨著內外壓力漸增，尤其英俄之間罅隙不斷，在高原的冬天來臨之前，英軍索取賠款，沿原路撤回印度，把拉魯莊園還給西藏，把西藏還給中國。

　　如今，這個擁有數百年曆史的西藏最大貴族的莊園，已經成為一個居民社區，藏式小樓背後，是被稱作“拉薩之肺”的一大片城市濕地。過往的行人，或許會描述起往昔貴族的奢華，卻鮮有人記得當年英軍的匆匆而過。

　　儘管只是拉薩的過客，英國人卻迅速給中國上了一堂關於國家主權的課程，讓此後的當政者都意識到，這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大片國土，從此必須以應對西方遊戲規則的方式來經營了。

　　“解放軍必須進入西藏”

　　後人無疑記住了這個教訓。1949年下半年，當中國共産黨的軍隊席捲整個大陸時，解放西藏被明確提上日程。12月，毛澤東在赴蘇聯訪問途中，給中共中央寫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印、美都在打西藏的主意，解放西藏的問題要下決心了，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

　　解放軍第十八軍受命進軍西藏。1950年2月，軍長張國華在一次部隊動員講話中説：“如果西藏真被帝國主義分割出去，我們的西南邊防後退到金沙江，恐怕我們在四川也坐不安穩吧！”

　　因“救亡圖存”而誕生和壯大於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共産黨，顯然已經熟稔現代主權觀念，並對殘酷的國際叢林法則深有感觸。

　　此時，美國一改之前態度，對“西藏問題”日益表現出興趣。剛獨立不久的印度政府，儘管于1950年4月成為第一個與新中國建交的非社會主義國家，也試圖繼承英帝國在西藏的特權和其“緩衝區”策略，1950年末，時任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接連向中方遞交備忘錄和照會，對解放軍進藏提出異議。

　　作為回應，新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屢次態度鮮明地申明：“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的一部分，西藏問題完全是中國的一個內政問題。中國人民解放軍必須進入西藏，解放西藏人民，保衛中國邊疆。”

　　1950年初至9月，解放軍進駐四川、青海的康藏地區，除在全軍物色藏族幹部外，也在當地吸收了大批藏族青年，包括時年20歲的阿擁、14歲的娜喜，都是窮人家的孩子。

　　娜喜對本刊記者回憶，解放軍和藹可親，她在學歌之餘，聽了“共産黨來了沒地的分地、沒房的分房”的道理，便要跟著去西藏“解放像自己一樣的窮苦人”。

　　娜喜和阿擁分別加入十八軍文工團和醫療隊，後來分別從西藏自治區民宗委和日喀則醫院退休。

　　就在解放軍準備入藏的同時，北京用各種方法與拉薩接觸，爭取和平談判，但收效甚微。西藏當局決意關閉和談大門，同時陳兵昌都。中共中央遂決定實施昌都戰役，以打促和。

　　昌都歷來是藏東重鎮，地處三江（金沙江、瀾滄江、怒江）之畔，扼青、康、滇、藏交通要衝。即使今天，從城區到最近的邦達機場，猶需經過兩個小時險峻山路。本刊記者出發時，東方微白，從山上望下去，大江如練，天色要更亮一些，江水方才顯露出暗涌湍急的真面目。

　　1950年10月7日的拂曉大約也是這樣。偵察部隊在炮火掩護下開始渡江，大軍同時分兵數路迂迴包抄，于19日晚進入昌都市區。藏軍“一經接觸、稍事抵抗即行潰逃”，全線向西後撤。

　　從昌都城區往西南方向三十多公里，山路連綿，舊的朱貢寺已經被廢棄在一片山坳之中，白墻紅頂的新寺修在不遠處的山巔。這裡是昌都往西通向那曲、拉薩的必經之路。時任昌都總管阿沛阿旺晉美率領藏軍大部撤退至此，卻發現後路已被解放軍阻截。經過商議，阿沛決定與解放軍接洽。

　　至24日，昌都戰役結束。噶廈政府也不得不被拉到和平解放的途徑。

　　歡迎“人民的軍隊”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舉行了簽字儀式。因其共有十七條條文，又通稱為“十七條協議”。

　　10月24日，達賴喇嘛通電北京，表示擁護十七條協議。當日，十八軍和西藏工委機關、部隊乘牛皮船渡過拉薩河，進駐拉薩東郊。

　　26日，西藏地方政府在東郊舉行隆重儀式，以示歡迎。噶倫（主持噶廈政府工作的官員）拉魯在歡迎詞中説道：“在西藏，過去來過皇帝的軍隊、英國的軍隊、國民黨的軍隊，我們都未歡迎過。這次來的解放軍是人民的軍隊，所以，我們才進行了歡迎。”

　　解放軍素以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聞名，進藏之初即已制定“政治重於軍事”的方針，其一言一行更以民族宗教政策至上，途中已有“嘉薩巴（新漢人）”之譽。“第一課就是要嚴格遵守西藏人民的風俗習慣”，十八軍騎兵獨立支隊老戰士趙欽貴回憶，儘管部隊進藏後糧食供給非常困難，但“抓一條魚就要進勞改隊”。

　　《解放西藏史》中亦載：“為尊重藏族人民的風俗習慣，部隊不得不停止捕捉鼠雀。……靠購買少量糌粑、土豆和挖野菜維持生活。”

　　平等，是共産黨帶給西藏全新而深刻的印象。在內地，這同樣也人心所向。1951年，毛澤東在慶祝簽訂十七條協議的宴會上説，中國各民族之間的團結，“是中國人民打倒了帝國主義及國內反動統治之後才達到的”。

　　不過，雖然被噶倫稱為人民軍隊，解放軍進藏後並未如內地一般馬上“解放窮苦人”。1951年的拉薩，在剛進城的娜喜印象裏，首先是貴族們穿著唱藏戲似的大褂在林卡（樹林）裏喝酒遊玩，一旁有光著腿的僕人小心伺候著。而在布達拉宮的後面，遍地是坐在太陽底下抓虱子的乞丐。

　　趙欽貴所在的騎兵隊進到拉薩時，路上還有騎馬的貴族鞭打牽馬的僕人，“看不慣也只能忍”。倘若遇見懷有敵意的藏軍，則要“吐痰不還口，打人不還手”。

　　這是和平解放與十七條協議的妥協。即便在武力解放的昌都，共産黨採取的策略也是與當地活佛、土司共同組成人民解放委員會，依靠後者開展工作。昌都地區黨史辦副調研員鄭華説：“達賴叛逃之前，統戰工作是第一要務，而不是為了推翻三大領主（官家、貴族和寺院上層僧侶）。”

　　但截然不同的兩種意識形態相遇在一起，如同流經昌都的昂曲和扎曲在瀾滄江頭交匯，免不了波濤起伏，暗流涌動。

　　民心也在這時開始起變化。進入西藏伊始，解放軍即按照時價，對支前、築路的當地民工按勞付酬，而幾百年來藏軍支“烏拉”差從不付錢。山南地區當時一名貴族因自己的農奴沒有支“烏拉”差而進行責打，這名農奴跑到共産黨的駐地求援。“老百姓雖然逆來順受慣了，但好賴還是分的。”趙欽貴説。

　　1953年，康藏公路西線開始築路，參加施工的除解放軍駐藏部隊外，還有噶廈政府從西藏各地派來支“烏拉”差的近萬名藏族民工。與第一次領到支“烏拉”差役工資而雀躍激動的民工不同，遠在拉薩的噶倫索康驚呼，“西藏要地震了”。

　　“幾千年從未有過的創舉”

　　從地圖上看，康藏（現川藏）、青藏公路如兩條細線，悠悠然把拉薩同內地係在一起。坐著車子去實地走一遭，才遽然發現，這是關山阻隔中的絕路逢生，實實在在的“天塹變通途”。

　　一條是在懸崖峭壁上生鑿出通道，橫斷山脈的落石隨處可見；一條是沿冰峰雪嶺盤旋而上，風雪冰雹不絕於路。

　　1950年，兩條公路相繼破土動工。周恩來指示，“平時兩路都通車，萬一斷了一條，我們還有一條。”兩年後，康藏公路通車昌都，毛澤東題詞：“為了幫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難，努力築路！”

　　此間，達賴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數次向北京表達了發展經濟的願望。1952年8月，毛澤東復信達賴，允諾中央政府一定會予以幫助。次年，再度復信，“（所需幫助）凡屬能夠辦到的，中央當盡可能地辦到。”

　　1954年12月25日，康藏公路、青藏公路同時通車拉薩。正在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達賴、班禪分別發來賀電。“這不僅是幾千年曆史上從未有過的輝煌奇特的創舉，……對於發展西藏經濟、文化建設事業也創造了更有利的條件。”達賴在賀電中説。

　　以3000人犧牲的代價築成兩條現代公路，徹底改變了西藏人背畜馱的原始運輸方式，從此，來自內地的血液源源不絕輸入高原。“50年來，祖國內地通過川青藏公路運入西藏的物資共達2000余萬噸”，《西藏日報》2004年的一篇報道統計。

　　如今，沿318國道繞到拉薩城南，紀念公路通車的石碑就佇立在波瀾不驚的拉薩河畔，日夜凝望著這座已是車水馬龍、人聲鼎沸的高原之城。從碑下擦肩而過的路人，操著天南海北的口音，藏語之外，也有普通話、青海話、河南話，以及必不可少的四川話。

　　距離紀念碑不遠的拉薩河大橋，造型倣擬雪山、哈達，在高原特有的藍天映襯下，煞是雄偉。2006年建成通車後，即成為另一項西藏亙古未有的創舉——青藏鐵路的一項標誌性工程。

　　青藏鐵路東起青海西寧，經格爾木，西至拉薩，全長近兩千公里。其藍圖最早曾出現在孫中山1919年寫就的《建國方略》中。1958年，鐵路東線動工修建，1984年建成通車；西線則于2001年正式開工，至2006年建成後，從格爾木至拉薩只需不到半天。

　　在當地的新聞裏，鐵路開通讓拉薩街頭的商販非常高興，“他們都覺得生意會越做越好，生活也會越過越好”。

　　通車當年，西藏自治區主席向巴平措對外表示，青藏鐵路不僅將延伸至日喀則市，還將最終抵達中（國）尼（泊爾）邊界。

　　“交通迅速地發展了，西藏長期的與世隔絕的狀態部分地被衝破了。”早在1959年，時任印度總理尼赫魯已經意識到，西藏某種形式的改變不可避免，但他或許沒有想到，變化會如此之大。

　　“你瞧瞧這火車，每天能拉多少車皮進西藏。”2011年4月20日北京開往拉薩的T27次列車上，一名被派駐到格爾木勘探地礦的東北男子對著窗外發出感慨。

　　舊面孔，新面孔

　　列車的同一節車廂裏，坐著數十名韓國遊客，對著窗外的高原雪山不時發出陣陣驚呼。如此遼闊壯美的景象，想必是別處不多見的。

　　一名機械潤滑油公司的銷售人員對鄰近遊客的驚嘆有些不屑，“每年往來好幾次，沒什麼可看的。”他在意的是即將通向的市場，“西藏的市場現在一般，但我們公司看重的是未來。”

　　還有休假歸來的武警戰士、在林芝打工的四川妹子，以及隻身旅遊的年輕白領，一起匯聚在這列呼嘯進藏的快車上。“不是説麼，去西藏的都是‘三失’人群，失業、失戀、失意”，當被問及對西藏的印象時，一位年輕的女子笑了，“是一個帶有符號意味的地方。”

　　這種意味，在大昭寺和八廓街最能體會得到。澄凈的藍天下，寺廟金頂閃爍著耀眼陽光，酥油和藏香的熏染中，信徒們面容平和，腳步堅實，川流不息，日復一日誦經循環。

　　熙熙攘攘中的安寧，或許這就是西藏與日俱增的魅力所在。只是一瞬間，不禁驀然起念：這種意味，是否終有一天會成為只是一個符號？

　　路過拉魯濕地旁整齊停放的一排排嶄新的挖掘機，在拉薩做生意的多吉江村想起了昌都老家。聽説本刊記者要去昌都，他有些激動，還感嘆“老的東西都拆完了”。

　　其實，千里之外的昌都，老的東西並沒有拆完。山頂巍峨依舊的強巴林寺，如今還住著一千多位喇嘛。不過在山下，政府官員的確正為這座山城沒有更多建設土地而發愁。

　　中印邊境的亞東，援藏幹部也正為這個邊陲小縣制定“經濟特區”的發展戰略。但從上海來的縣委書記紀曉鵬和常務副縣長呂曉鈞都有些惋惜：為什麼老百姓有了錢，就要把以前漂亮而獨特的藏英結合式老房子拆了，建成和內地一樣的鋼筋水泥樓房？

　　恍惚之間，西藏的面孔似曾相識。走在今天的西藏，依稀能找回內地昨日的幾分舊影。只是在高懸的經幡和壘起的瑪尼堆旁，也許忽忽若有所亡的人心，能找到更多的安放處。

　　但在主權完整的前提下，這些變革與一百年前已有了截然不同的性質。在英國人曾用武力威逼通商的亞東，中國斥重資修建起交通和市場，等待邊境對面的回應。

　　通商現在是中國人最想做的事情。“不僅縣裏，甚至全自治區，都希望這個口岸早日開放”，亞東縣委書記紀曉鵬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