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鄧小平發表的“南方談話”，深刻回答了我國改革開放中長期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認識問題，被稱為新時期又一個推進改革開放的“宣言書”。如果説它的一個最重要的直接成果是推動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的話，那麼它在今天應當是繼續深化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推進器”——

《晚風》（局部） 劉大為 作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先後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視察，沿途發表了重要講話，即“南方談話”，深刻回答了我國改革開放中的一些重大問題，被稱為新時期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又一個思想解放的“宣言書”。今天，重溫鄧小平“南方談話”的思想，對於我國繼續推進改革開放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南方談話”是鄧小平理論將馬克思主義發展為一個“新階段”的標誌性著作

　　黨的十五大指出：鄧小平理論把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提高到新的科學水平，開拓了馬克思主義的新境界，“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第10頁）2002年紀念鄧小平“南方談話”發表10週年時，我撰文論述了鄧小平理論怎樣抓住“什麼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提出了哪些理論創新將馬克思主義發展為一個“新階段”，並將這個“新階段”解讀為一個既區別於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又不同於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主義設想，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一個新形態；文中提出“南方談話”是鄧小平理論將馬克思主義發展為“新階段”的標誌性著作。

　　10年過去了，以鄧小平理論為本源理論，黨中央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也成為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即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在中國發展的新形態。這個新的科學社會主義觀的內涵很多，從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直至科學發展觀，都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有許多創造性發展，但這些理論創新的最突出的代表則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而我們黨所以能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嶄新的思想，則是由於“南方談話”首次正式公開地提出了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南方談話”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理論基礎，具有很強的政治感召力。

　　■為什麼説“南方談話”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理論基礎

　　按照過去對馬克思主義的傳統理解，社會主義只能實行計劃經濟，不能實行市場經濟。若要鼓吹市場經濟，就是離經叛道，企圖走資本主義道路，搞資産階級自由化。不必説20世紀前期至改革開放以前國內外對社會主義能否搞市場經濟的探索都被斥責為修正主義而遭到嚴厲批判；就是在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前一個時期，儘管學界對此進行了深入探討，但媒體宣傳中卻將此視為禁區。鄧小平本人自1979年始就在小範圍談論計劃與市場的關係，研討社會主義能否搞市場經濟的問題，前後達十四五次之多（不過，他在小範圍所談論的觀點在“南方談話”發表之後才對外公開），認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我們必須從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於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不要以為搞點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道路，沒有那麼回事”，兩者都是手段，市場“為社會主義服務，就是社會主義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64頁，第203頁）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他更加明確地強調：“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並且，他還指出：“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産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3頁）這樣，根據鄧小平對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關係的認識，黨的十四大正式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在此後20年裏，黨中央不斷總結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經驗，使這個理論愈益豐富和完善。因此，“南方談話”成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理論基礎。

　　■如何認識“南方談話”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的作用

　　鄧小平是政治家、戰略家，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他發表“南方談話”時，儘管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了，但仍然關心和思考黨和國家大事，“以自己的國家利益為最高準則來談問題和處理問題”。（《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30頁）他的權威仍然對我們黨和國家發揮著巨大影響。社會主義能否搞市場經濟，既然關係到社會主義能否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更大優勢，關係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那麼他在經過長期思考而有了明確結論後，就不能不表明堅決的態度。改革開放後，他的許多談話都是斬釘截鐵、毫不含糊的。例如，黨的十三大關於“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經濟運行機制的論述，實際上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思想的雛形。一個時期有一種輿論要否定十三大。對此，他明確表示：十三大報告是經過黨的代表大會通過的，一個字都不能動。十三大制定的路線不能改變，誰改變誰垮臺。

　　在“南方談話”中，鄧小平再次強調：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説過去説過來，就是一句話，堅持這條路線、方針、政策不變”，“誰要改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老百姓不答應，誰就會被打倒。”他還指出：“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0頁，第371頁，第373頁）鄧小平這樣鮮明的態度，無疑為在一線工作的中央領導人壯了膽，解除了他們的許多顧慮。起草黨的十四大報告徵求他對經濟體制改革採用哪種方案的意見時，他毫無保留地贊同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方案。因此，“南方談話”實際上發揮了政治感召的巨大作用。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及努力發揮市場經濟的正面效應，是我國創造奇跡的重要因素

　　鄧小平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講，我們把改革當作一種革命，“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3頁)那時這麼講，主要是強調改革的偉大意義，提高人們對改革的覺悟。在“南方談話”中，鄧小平進一步從理論上闡發了改革對於解放生産力的革命意義。他説：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使中國人民的生産力獲得解放，所以革命是解放生産力。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後，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産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産力的發展，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産力。“南方談話”的一個偉大貢獻，就是改變了過去只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産力，不講還要通過改革解放生産力的不完全認識，第一次把社會主義既要發展生産力，還要解放生産力這兩個問題講全了。

　　“南方談話”所以把問題講全了，最重要的就是因為公開提出了社會主義一定要搞市場經濟這個偉大的理論創新。對改革是解放生産力，鄧小平早就有這個認識。農村實行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是解放生産力；城市企業下放自主權，是解放生産力；建立經濟特區，也是解放生産力，等等。但這些都是局部的，某一個領域或方面的。只有實行從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才是全局性的。也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産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産力的發展，因而實現生産力的大解放。如果説計劃經濟對於生産力的發展，如同汽車在普通公路上行駛的話，那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於生産力的解放作用，則猶如汽車在高速公路上行駛，猶如動車在高速鐵路上奔馳。它的歷史起點則無疑從“南方談話”始，在黨的十四大形成全黨共識將其作為黨的重大決策通過後，黨中央陸續制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50條等一系列條例、法規，不斷在朝著改善和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機制方面作了巨大努力。也正因為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因而10年前我們國家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加速了我國經濟社會的崛起，這是2010年我國在經濟總量上超過日本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一個重要因素。從1992年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算起，不到20年就取得這樣令世人驚羨的奇跡，這是鄧小平當年發表“南方談話”時未曾想到的。創造這樣的奇跡，我們黨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大決策和此後制定的政策努力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正面效應，起了決定性作用。

　　■市場經濟負面效應的凸顯，主要在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機制還不健全、不完善

　　改革，無論古今中外，從來沒有百利而無一害的萬全之策，總是有利有弊、有得有失，但經過權衡，若利大於弊，得大於失，就應該進行。市場經濟體制也是雙刃劍，有正面效應，也有負面效應，且負面效應的“殺傷力”不會很小，但是如鄧小平所説，有辦法克服，可以抵禦。我們國家為什麼要在市場經濟前面加上“社會主義”四個字，稱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為了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和發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念的導向作用。一方面使其正面效應得以充分發揮，最大限度地解放生産力和發展生産力；另一方面使其負面效應受到最大的遏制，將其消極作用限制到最低程度。所以，“社會主義”四個字，不是可有可無的形容詞，或點綴作秀的虛語；而是牢牢地套在市場經濟頭上的“緊箍咒”，起約束負面效應的抵禦作用。

　　縱觀我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20年的情況，儘管對限制市場經濟的負面效應作了巨大努力，出臺了一個又一個的措施，但政策的制定往往滯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機制的不健全、不完善，制度漏洞太多，使下面的“對策”化解了上面的不少政策，從而其消極作用沒有得到有效遏制。這集中表現為“四大失衡”：一是權力失衡，錢權交易，一些官員腐敗；二是分配失衡，貧富差距過大，相關政策沒有使先富者很好地帶動未富者，有産生兩極分化的潛在危險；三是社會心理失衡，人身安全和食品安全等問題使人們的心理感到缺乏保障；四是生態失衡，一些地區的土地和礦産資源沒有得到有效保護，自然生態破壞嚴重，生活環境污染的治理缺乏力度。這些問題的凸顯，雖然是市場經濟負面效應發酵的結果，但決不能因此就否定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決策。這是因為：

　　第一，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走富裕和繁榮之路的必然選擇。鄧小平指出：“我們發揮社會主義固有的特點，也採用資本主義的一些方法（是當作方法來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發展生産力。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一些消極的東西，但更重要的是，搞這些改革，走這樣的路，已經給我們帶來了可喜的結果。中國不走這條路，就沒有別的路可走。只有這條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榮之路。”（《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49頁至150頁）

　　第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機制的健全和完善有一個歷史過程。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健全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機制經歷了至少200年，我們國家才只有20年。期盼在短時期健全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機制，這個願望很好，但要在短時期完全消除其負面效應，恐怕不現實。

　　第三，這與不少人忽視套在市場經濟頭上的那個“緊箍咒”——“社會主義”有密切關係。忽視了它，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就不可能牢牢地堅持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方向和發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念的導向作用。因此，進一步健全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機制，加強堵住各種漏洞的制度建設，牢牢地堅持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方向和發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念的導向作用，是一個具有決定意義的重要環節。

   【紀錄片】： 《鄧小平》

    （編輯：焦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