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被問及菊兒衚同工程是否是他最滿意的作品時，老人中氣十足地回答，“我想説我最滿意的作品是下一個！”

　　文/《瞭望》新聞週刊記者劉巍

　　90歲的吳良鏞作為梁思成事業的繼承者，傾其一生都在宏觀視野探索中國建築的現代化之路。

　　這位城市規劃及建築學家、建築教育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1922年生於南京，1946年起協助梁思成創辦清華大學建築系。

　　他創造性地提出“人居環境科學”理論體系。他認為，人居環境應該包括建築、城鎮、區域等，是一個複雜巨系統，“過去我們以為建築只是建築師的事情，後來有了城市規劃，有關居住的社會現象都是建築所覆蓋的範圍。目前，我們城市建築方面問題很多，要解決這些問題，不能就事論事，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1988年，在北京市支持下，吳良鏞主持了北京菊兒衚同四合院改造規劃。1992年，菊兒衚同試點獲世界人居獎。吳良鏞説，最近20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找到一條適合中國特色的城市規劃建設道路。

　　87歲時，他在夏日裏還奔波在建築工地，病倒了。在醫院躺了兩年後，老人又以驚人毅力爬了起來，重新開始每日十小時的繁重工作。如今，吳良鏞帶著7名博士生，還主持編寫《中國人居環境史》。

　　1月9日，在採訪結束時，這位90歲的老人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堅持目送《瞭望》新聞週刊記者。當被問及菊兒衚同工程是否是他最滿意的作品時，老人中氣十足地回答，“我想説我最滿意的作品是下一個！”

　　“文革”前的人生起點

　　《瞭望》：抗日戰爭讓你對中國人居住生活有了哪些痛楚的體驗？

　　吳良鏞：我1922年出生於普通家庭，生活很艱難。又經歷了抗日戰爭的大變局大破壞，體會到了那個時代的普遍痛苦。自1937年南京失守，到1945年重新回到南京，我歷經顛沛流離，其間自己也加入了抗戰隊伍。我親眼目睹戰爭造成的破壞，感受到了戰區老百姓居住情況的痛艱。記得1940年，我在四川合川參加高中考試，最後一門考完已中午，這時日本人開始轟炸，天崩地塌，大火整整燒了一天，這人間慘劇讓狗兒都哭了，我此後再沒聽過一條狗的聲音有那麼悽慘。基於此，我對學建築，為居住做些事情的願望是很強烈的。

　　《瞭望》：你和建築學家梁思成一起，到清華大學工作，這對你的人生是否意味著一個重要的轉折？

　　吳良鏞：在雲南參戰期間，我是在中國遠征軍第二軍，這是與敵人短兵相接，奉行打出去戰略的部隊。直到1944年打到緬甸，後來在畹町會師。我是在會師之後，抗戰勝利之前，1945年5月到達重慶，見到了梁思成先生。

　　梁思成要我到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幫忙，主要工作是畫圖、保存文物，解放後的《文物保護手冊》就是以那時的工作為基礎完成的。1945年10月，梁思成再次找我，談建立清華大學建築系的事宜，他的視野已開始轉向戰後的建設。抗戰勝利後，我于1946年9月，搭運煤的船從上海來到北京。會到梁先生，到清華工作，對我，對我的人生，都是一個新的起點。

　　《瞭望》：你構建了人居環境科學的理論框架，是引領學科發展的科學家，又是規劃事業的實踐者，又是建築教育家，你最認可你的哪一身份？

　　吳良鏞：我認為，我之所以做了這麼多的事情，首先是因為我來到了清華建築系，會到了梁先生，以及很多的專家，比如那個時候文學系有朱自清，社會學系有費孝通等，清華的學術環境讓我非常滿意；第二就是創辦建築系的事業，這一點離不開梁先生，我特別要講梁先生是特別愛才、特別詩性的人。他看到一個人他就信任你，後來清華建築系的班底很多是我的同學。我個人也沒有辜負梁先生的愛才之心，在工作上很盡力。

　　至於回答“最認可的職業身份”問題，我首先是教育工作者，因為教育工作者不光教書，還要研究問題；作為研究者又要參加實踐，自1947年梁思成先生回國後，我作為他的助手參與了很多重要的工作。

　　新中國成立後，政治、經濟發展在各個階段很不一樣，導致了國家在建築方面的政策也不同，這給建築學者與實踐者帶來了很多的困惑以至批判，許多人士由此噤若寒蟬，這種氛圍，一直持續到“文革”結束。

　　“文革”之後的新開端

　　《瞭望》：“文革”結束時，你對建築學都有哪些思考？

　　吳良鏞：從1978年，我開始有機會代表國家參加國際會議，訪問美國，做客座教授，以及1980~1981年在德國學習，我主要的思考是尋找中國建築的道路問題。

　　1981年回國，恰逢中國科學院改革，我獲得了新的任命——學部委員（相當於現在的院士），我深知擔子更重了，我當時思考最多的問題就是：中國建築到底怎麼走?自己過去親身做的事情，哪些對哪些不對？面對改革開放的新形勢，如何應對與選擇？

　　《瞭望》：你後來找到了“廣義建築學”這個方向？

　　吳良鏞：1981年改革開放第一次學部會議，會議的方向確定為要走科學道路。在此後將近10年，一直到1989年，廣義建築學涉及的理論觀點一直得到關注與議論，這些理論觀點總括的趨勢告訴人們這個行業必須要擴大，行業的內容要展開，舊的內容要更新。

　　1989年我提出了“廣義建築學”，我認為這來自於兩點頓悟：其一，既然建築有那麼多內容，為什麼不從各個角度來論證和探索，而不應該籠而統之地談；其二，當時在陜西發現了一個聚落，叫蔣寨，我從這個聚落聯想到中國社會中的很多聚落不僅僅是房子，更是一種社會要求（例如家族聚居）的外現。

　　從聚落看建築，由此從房子的概念進步到了社會的概念、組織的概念，涉及到社會背景、社會內容、社會性質。基於這兩點頓悟，我構建了廣義建築學理論，這得到了學術界的認可。

　　《瞭望》：後來你又提出“人居環境科學”理論。

　　吳良鏞：人居環境科學的提出就是為了各種建設都要與人的居住、居住環境結合起來，居住環境應該是個系統，被綜合考量的，例如現在的農田水利，沒有水就沒有田，這是最根本的問題。

　　人居環境科學是一步一步發展而來的，1993年提出，1995年清華大學建立了“人居環境研究中心”，2009年“人居環境科學”研究獲得中國科學院的陳嘉庚獎，説明這個科學得到了業內的認可。

　　本世紀初，我決定要建立人居環境科學的學科體系。經過10年出版了《人居環境科學研究進展2002~2010》，這本書包含了對人居環境的探索，人居環境史的歸納，建構了一個科學體系。儘管如此，我們做的工作仍然是初步的，要做的事情還非常多。

　　《瞭望》：人居環境科學內含著“宜居”這個概念，是不是自然環境各有不同，中國建築就必然有自己的特殊模式？

　　吳良鏞：這個體系的建立帶有新的學術框架。但建築要走中國道路，從我大學起就是確定的，這就是我對這個行業的宏觀認識。改革開放後這條道路要具體化，但也有不明確的問題，即“如何與國際接軌”？我認為可以從西方建築理論與實踐中得到啟發，但是由於面對的社會問題不一樣，比如西方城市化中沒有中國的農民工問題，所以在這一點上不可能完全接軌。

　　研究“中國模式”，主要是談建設中的問題，例如城市化問題、城鄉發展問題、以人為本、老百姓的安居問題，這些問題都需要在學術框架中思考從而具體解決，否則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在大方向上就會陷於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