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職業是工人，身份卻是農民；他們沒有土地，在城市卻享受不到市民的待遇；他們徘徊在城市的門口，成為對中國推進城市化構成巨大挑戰的半城市化人口。

　　“半城市化現象是中國城鎮化質量不高的主要問題。”中國工程院院士鄒德慈日前在此間舉行的中國特色城鎮化論壇上指出，中國的城市化發展迅速，成效顯著，但城市化質量卻令人擔憂。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城市化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效：3億多農村人口遷移到城市，城鎮化率從1980年的19.4%增加到2010年的46.59%。進入21世紀，中國的城市化率以每年0.9%的速度在增長。預計到“十二五”末，城市化率將達到51%。

　　但專家認為，這樣的城市化率卻似有“高估”之嫌。

　　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副會長李兵弟援引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去年9月公佈的《中國發展報告2010》指出，按城鎮非農人口與總人口之比計算出的城市化率數據，與國家統計局按全國城鎮人口與總人口之比計算出的數據相比，2006-2009年兩者之差分別為11.37、11.97、12.4和12.83個百分點，每年涉及人口在1.60億左右。

　　2010年中國城市化率是46.59%，而城鎮戶籍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只有約33%。“這意味著有13.6%，即1.28億生活在城鎮裏的人沒有城鎮戶口及享有城鎮居民待遇。”李兵弟説。

　　這部分人就是半城市化人口。他們已經離開鄉村到城市就業與生活，但他們在勞動報酬、子女教育、社會保障、住房等許多方面並不能與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在城市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等政治權利，未能真正融入城市社會。

　　“這些新進入到城鎮的農村人口對國家經濟的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鄒德慈説，由於國家對於這些遷移人口沒有整體而週全的規劃，不僅給接納城市在各項設施的供給上造成壓力，還使得他們長期不能融入城市。

　　李兵弟説，即使是一些已長期生活在城鎮的農村戶籍居民，由於缺乏相應的制度安排，難以得到與城鎮居民同等的權益與社會保障，成為被邊緣化的、被“城市化”的居民。

　　在這些居民中，尤以“民二代”問題最為突出。他們對土地沒有感情，渴望融入城市，但城市卻沒有做好接納他們的準備。

　　中國人民大學城市規劃與管理系主任葉裕民指出，在中國的半城市化人口中，第二代農民工比例持續提高，他們對社會的不滿程度遠遠高於父輩。更重要的是，這些“80後”“90後”農民工即將全面進入婚育期，他們對未來孩子成長的焦慮，以及由此引發的社會不滿將大大增加。

　　“遍佈全國主要大中城市的‘民二代’將導致全國城市邊緣群體的比例不斷增加，他們對社會的失望以及上升通道受阻，將加劇社會矛盾。”葉裕民説。

　　這一切的根源在於戶籍制度所導致的城鄉二元結構。戶籍制度在城市捆綁了養老、醫保、教育、就業、住房等利益；在農村捆綁著宅基地、承包地、林權、林業用地等利益。

　　葉裕民説，城鄉二元結構下的中國城市化猶如一個龐大的篩子，把繁榮、絢麗、財富留給了城市，但把貧困、失業、年老留在了農村。

　　李兵弟認為，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出路就是要逐步創造條件，從根本上消除城鄉二元結構，努力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創造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新格局。

　　“應加強農村轉移人口權益的制度建設。統籌農業轉移人口進城落戶後可能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逐步實現農民工在勞動報酬、子女就學、公共衛生、住房租購以及社會保障等方面享有與當地城鎮居民同等的權益。”李兵弟説。

　　事實上，一直橫亙在城市和農村之間的戶籍制度已開始鬆動。中國政府明確提出放開中小城市的戶籍限制，而大城市的戶籍放開也在進行中。

　　重慶市自去年8月啟動了龐大的戶籍制度改革，計劃在未來10年實現1000萬農民從農村戶籍轉變為城鎮戶籍；廣東省推行農民工積分入戶政策，計劃到2012年引導180萬農民工變成市民。

　　但這絕非一項輕鬆的工程。鄒德慈認為，提高城鎮化質量，解決半城市化問題的關鍵是改革二元結構制度和各項政策設計。“這是一項比較長遠的工作，不能急，急了做不好，要有長期的準備和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