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16日，一年一度的北京馬拉松賽場上，中國科大成為最引人矚目的高校代表隊之一。

　　賽場之外，是一場對賭，中國科技大學校友劉亞東、張佳華承諾為母校一項教學獎捐贈總計上限為30萬元的善款，條件則包括代表隊在賽場的表現，同時有至少1000名校友參與這次捐贈。

　　媒體對這場對賭甚為關注，但很少有人留心到這個獎項的冠名“困學守望”。

　　中科大“校友新創基金會”秘書長劉志峰介紹，這個出自論語的冠名教學獎寄託了捐助者的期待，希望“老師尤其是教基礎課的老師們，能夠靜心守護在教書育人的神聖崗位上”。

　　近年來，在高校裏，教學遠沒有科研吃香，老師拿經費、晉陞都是看科研成果，在這種情況下，能夠堅守教學一線就顯得彌足珍貴。

　　目前高校鼓勵科研的薪酬制度，不僅讓學術變得浮躁和功利，更讓人憂心的是，它動搖著一個大學的立身之本教學。

　　教授與學生的距離越來越遠

　　薪酬模式不變，不可能讓教師安心教書，因為“創收是無止境的”

　　小郭是重慶一所重點大學的大四學生，上學期，課程表裏有他最期待的一位知名法學教授的課，可一學期過完，這位教授卻罕有露面。

　　高校裏，有類似感受的學生越來越多。衝著知名教授聲望考上大學考上研究生，卻在講臺上難以見到他們的身影。

　　中國青年報記者在調查中發現，在一些高校，一些知名教授成為“空中飛人”，其教學課程由年輕教師或博士生替代。

　　讓劉志峰感慨的是，前不久，自己母校的副校長通過一群完全由教授組成的評委會評審，獲得“困學守望”教學獎，這位海歸教授從1995年回國至今，每學期本科生的課堂上，都會出現他的身影。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則是，就在其後不久，劉志峰接觸過的一位知名高校的院長坦誠相告，“自己從沒有去學校新校區給本科生上過課”。

　　“過去，沒有不登臺講課的教授，學校不給排課是對一位教授的懲罰”。中國工程院院士謝友柏在一次論壇上追溯過往，感慨這一怪象。

　　媒體報道，大連理工大學校長歐進萍也曾表示，許多大學教授都積極找課題、辦公司、跑項目、要經費，長期遠離科研、教學第一線，研究水平和教學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他們現在説得最多的就是拿了多少課題，幹什麼更掙錢。”武漢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教授更擔心教授心態的變化。

　　這位教授算了筆賬：給自己學校本科生上一次課100元上下，到校外給三本院校學生上一次課300元以上，到知名培訓機構兼職上一次課收入數以千計，一篇高被引論文獎勵上萬元，申請課題提成更多。

　　“同樣是教授，自己不比較，旁人也會有説法，何況面對這樣的差距，能經得住誘惑的畢竟也不會太多。”

　　他對自己學院院長一次酒後真言記憶猶新，“要是一年能掙50萬元就滿足了”。

　　“這位昔日讓我無限景仰的知名教授為什麼變成這樣，只有物質需求，沒有精神追求呢？”這位教授説，這個問題自己始終不願直面。

　　武漢大學尚重生教授説，即使在歷史系、哲學系這些冷門學科中，也有一些教授很富，“這和教授個人是否願意適應現在的獎勵制度有關。現在的獎勵制度獎勵什麼，你就花心思去搞什麼，那肯定比較有錢。”

　　他很懷念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生活，“那個時候，國家沒有這麼多項目，高等教育沒有這麼多指標體系，教授們都不富裕，都按照個人的興趣去從事科研教學，很自由，也很美好。”

　　知名教育學者熊丙奇認為，“工資+自己創收”的大學薪酬制度，帶來的嚴重問題是功利學術以及所有教師對教學任務的淡漠，每個人都為五斗米而折腰，為創收不擇手段。這種薪酬模式不變，最大的危害就在於，無論國家再怎麼增加教育投入，也不可能讓教師安心大學立身之本的教育事業，因為“創收是無止境的”。

　　年薪制有多遠

　　只有先把物質利益理順了，才能談評價體系

　　出國訪問時，熊丙奇發現，許多發達國家的高校，教授職責就是專心教學和科研，學校根據其崗位和績效制訂年薪。在美國，大學教授最高年薪一般在12萬美元左右，最低年薪在8萬美元左右，差距不是很大。

　　如何破解教授貧富懸殊帶來的校園困局？

　　熊丙奇教授開出的“藥方”正是“他山之石”：年薪制。

　　“年薪制的條件已經具備了”。熊丙奇曾專門選擇了幾所高校，對此專門做過量化的計算，“比如在一所‘985’高校，5000教授，人均10萬元，根據到校的經費，完全可以支付。”

　　“讓掙得多的回歸學術，讓掙得少的安心學術。”熊丙奇説，清貧教授的收入有了基本保障，不會焦慮學術以外的因素，不會擔憂生存問題，自然就會把精力投向學術研究；而善於拉課題的教授一旦沒了提成激勵，自己也會回歸學術，以保證既有課題的影響力。

　　在熊丙奇看來，美國之所以有納什一類的科學奇才出現，正在於給教授治學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基礎。

　　但在國內高校實行年薪制，將面臨怎樣激勵教師的難題。熊丙奇教授説，自己熟悉的一所高校，曾經準備在教授中推行年薪制政策，但很快，一批大牌教授明確“逼宮”，以另尋高校相威脅；一些院繫領導也出來遊説，“別的學校都沒這麼幹，萬一名教授們走了，招生和經費將成問題”，結果這一想法只能胎死腹中。

　　針對年薪制養懶漢的擔憂，熊丙奇表示，對教師的評價在年薪制中依然存在，但考核評價權不在行政部門，而在學術共同體，實行學術同行評價，這就引導教授把關注點轉向學術價值本身，而不是進行“公關學術”、“社交學術”，不看重學術資源，而在於學術貢獻。

　　而轉變薪酬模式，實行年薪制，實質需要現代大學制度相配套。國外大學的年薪制，是和終身教授制度一致的，而終身教授制度，旨在保障學術自由，給教授自由地不受政治、經濟、社會等因素制約進行學術研究的空間，因此，在國內高校推行年薪制，需要確認其保障“學術自治”的主旨，否則，就有很多人擔心把教授變為懶漢，不利於大學出成果的不同聲音。

　　南京大學地理與海洋科學院院長高抒教授也持有相同觀點。

　　作為全國政協委員，他曾公開建議，對於國家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應實行年薪制，以保障科技人員創新性研究工作的進行。

　　高抒教授在給中國青年報記者的一篇長文中專門論述，高校工資改革的方向應當是年薪制，其基本特點是上限固定、收入透明。

　　“長期的灰色收入體制已經造成人心渙散。現在只有先把物質利益理順了，才能談評價體系。只有實行了年薪制，對科研人員和高校教師的收入監督才具備可操作性，許多人才能從發財夢中醒悟過來，學校才有可能督促研究生導師把精力放在研究和教學上。”高抒對此一針見血。

　　在高抒看來，年薪制是我國科技和高等教育的唯一齣路。“國家什麼時候實行年薪制，什麼時候才能出創新性成果、培養出創新型人才。”

　　儘管年薪製備受推崇，但學界也有不同觀點，認為年薪制並非萬能良藥，僅僅薪酬制度的改革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大學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