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浙江省衢州市出臺房地産限購政策細則，成為住建部公佈新增二三線城市限購標準後的第二個城市。此前，同處浙江省的台州市也宣佈了限購政策。

　　不過，與屈指可數的“限購令”相比，更多的二三線城市則選擇相對寬鬆的“限價政策”。

　　河北省廊坊市首出“限價令”，要求本地新建普通商品住房價格最高不得高於9000元/平方米。隨後，更多二三線城市開始效倣，先後有煙臺、韶關、丹東等多個二三線城市加入“限價”行列。

　　業內人士指出，二三線城市“限價令”的普遍出現，顯示地方政府在執行限購政策的不情願和博弈心理。

　　北京中原地産稱，本輪調控主要的問題依然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策處於博弈過程中。宏觀調控政策力度很大，但是各地政府從地方利益出發不希望出臺太過激烈的政策。地方政府公佈限價令一定程度上是為了避免限購令給本地市場帶來衝擊。

　　即便明確出臺限購令的台州和衢州，其政策相對仍顯寬鬆。衢州版限購令規定，在市區有3套或3套以上房子的衢州籍人士禁止在市區買房，在市區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外地人不能在衢州買房，在衢州沒有繳稅或社保未滿1年的外地人不能在衢州買房。

　　上海易居房地産研究院綜合研究部部長楊紅旭指出，“限價令”僅僅影響價格，非但不抑制需求反而能刺激需求。而“限購令”則直接影響到需求，很可能對當地市場産生重創。這是地方政府選擇以限價取代限購的主要原因。

　　據北京中原地産統計，作為此前限購令實施樣本城市的北京，限購持續半年以來合計住宅總簽率為近三年同期最低，總成交量環比上一個半年下降46.5%。中原地産分析，有鋻於限購令嚴厲的調控效果，北京樓市成交量的極度萎縮令其他二三線城市在新一輪限購令面前踟躕不前，許多地方城市並不情願加入限購之列。

　　實際上，選擇“限價”的城市大多采取設置房價上限的方法，而該標準因掌握在地方政府自己手中而備受質疑，更有分析指出這是地方政府的“變相抵制”策略。

　　湖北省住建廳此前宣佈，10月底前仍不能將房價控制在目標範圍之內的城市，應研究採取住房限購等措施。楊紅旭對此表示，“湖北表面看似積極，實則在拖延！到10月底哪還用限？地方通過操控均價完全可以調整到位。”

　　中原地産、鏈家地産市場研究部等業內分析機構根據住建部“5項標準”統計分析，包括廊坊、台州、秦皇島、哈爾濱、濰坊等多個二三線城市均符合“限購標準”，並預測二三線城市中將有至少20個城市應該出臺限購令。

　　但是，這些“準限購城市”中的多數城市至今按兵不動。其中，秦皇島明確宣佈不實施限購政策。此前，有接近住建部的相關人士透露，住建部近期在和地方政府約談限購過程中，大多數城市均認為自己城市房價並不高，不應該被納入限購行列。

　　“二三線城市實施限價無可厚非。”高策地産顧問董事長李國平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限購在於抑制需求，會導致銷售量的下降並抑制房地産市場的發展，限價則是緩解需求。限購的初衷是因為房價上漲過快，現在通過限價的方式使得房價穩定下來。房價上漲過快的勢頭得到抑制同時可以保證本地市場的合理需求不被限購誤傷。”

　　北京理工大學房地産研究所所長周畢文持同樣觀點。他認為，“二三線城市尤其是三四線城市大多還處在發展過程中，一方面有許多正當合理的需求不應該被抑制，另外當地經濟也需要房地産業的帶動。”

　　事實上，住建部在公佈5項限購標準時並非強制要求，該標準文件表示“地方政府可保留對具體標準進行適當修改的權利”，並且規定“限購期限可暫定到今年年底”。這意味著，地方政府擁有很大的變通自由。

　　即使住建部有約談機制，但周畢文表示，“約談即可談，説明還有迴旋的餘地，地方政府如果覺得不能限購就會採取限價措施。”

　　中國房地産經理人聯盟秘書長陳雲峰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儘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包括出臺限購標準，但是地方政府仍然沒有下最後決心。

　　“尤其這次讓各地政府自己出臺限購措施，沒有強制性措施和標準，留有很大空間。如果沒有強硬措施，接下來隨後的一些城市仍不會有多少主動限購，大部分還是會以限價等方式出現。”陳雲峰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