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轉向“雙穩”通道

　　上半年，經濟總體運行沒有偏離宏觀調控的預期軌道，下半年，貨幣政策或將微調，宏觀調控思路將轉向“穩增長”、“穩物價”的“雙穩”新方向

　　文/《瞭望》新聞週刊記者尚前名

　　實習生溫博胡曉君

　　7月6日，央行宣佈加息25個基點。然而，統計數據顯示，中國GDP增速在2010年一季度達到11.9%的峰值後，就已經開始平穩回落，並持續至今。顯然，不斷高企的通脹壓力是今年連續三次加息的主動因。各方研究信息表明，6月份CPI破6%已成定局。

　　這是2008年下半年以來經濟運行最為複雜的夏季，中國陷入“滯脹”或“硬著陸”的議論甚囂塵上。但這絲毫沒有影響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陳東琪的判斷，他冷靜地告訴《瞭望》新聞週刊記者，“經濟總體運行沒有偏離宏觀調控的預期軌道。”

　　“從2009年一季度的6.5%，到2010年一季度的11.9%，經濟回升速度太快，因此宏觀調控有意潑一下冷水，讓經濟從一個超常規的快速增長回到一個常規的均衡增長。”談及自去年就已經開始的經濟增速下滑，陳東琪分析，“既有外部需求收縮的因素，也有國內投資和消費需求下降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宏觀調控發揮了積極作用”。

　　儘管今年以來的經濟增長保持減速趨勢，且幅度比去年底和今年初的預期值略大，但按照他的研究，此舉短期看，有利於控制通脹；長期看，則是通過降速換空間，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和增長方式轉變。

　　“預計三季度，經濟增速下滑的趨勢將基本結束，通脹指標也將在7月份見頂，並從8月份開始回落。下半年，中國經濟將逐步邁入‘穩增長’和‘穩物價’的‘雙穩’通道。”他估計，今年中國GDP扣除物價因素後的實際增長在9.5%左右。

　　雖然這比他此前的預測降低了0.5個百分點，但仍是相當可觀的數據。他給本刊記者算了一筆賬，“去年中國的經濟規模接近40萬億元，如果按照這個速度，今年將會達到45萬億元，甚至高一點。再考慮到今年的匯率可能在6.5左右，因此換算成美元就是6.8萬多億，人均GDP超過4500美元。”

　　正因為如此，對於外界關於中國經濟未來可能陷入滯脹或“硬著陸”的言論，陳東琪篤定地表示，“不會出現”。在他的眼中，中國經濟未來五年的前景非常清晰，“中長期來看可能會減速，但在‘十二五’期間，特別是今明兩年，經濟增長減速不會太急劇，9%左右的增長率還是可以預期的。”

　　他告訴本刊記者，依據中國30年的發展實踐，如果外貿和消費不出現大幅下降，實際投資增長只要有15%左右，名義投資增長20％左右，就能夠支持9%左右的GDP增長。

　　下半年“穩”字當頭

　　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已成共識，如何解讀，卻出現了分歧。有部分觀點認為，由於前期宏觀政策的有關失誤，中國經濟已經處於滯脹狀態或者至少是面臨滯脹風險。“這種解讀不符合中國國情。”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學部委員劉樹成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直接給出了這樣的評價。

　　在他看來，“由於去年的經濟增長過快，因此，今年宏觀調控的重點就是要使經濟增長從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中的恢復性大幅回升，向適度增長區間平穩回落，這一正常、平穩的回落過程絕非是中國經濟陷入滯脹的前兆。”

　　陳東琪補充解釋了中央的調控思路，“希望經濟降溫，但不是要使經濟出現拐點式的下降，宏調的目的只是對前期經濟增長過快的矯正，因此經濟增速不會大幅下滑。”在他看來，正是宏觀調控具有上述兩方面的主觀意願，決定了下半年經濟的基本態勢是走穩，“既不可能大幅上升，也不會大幅下降。”

　　然而，當經濟增速進入下降通道，有哪些支撐可以防止下半年的經濟因為慣性而一路走低呢？陳東琪給本刊記者作了細緻的分析。

　　首先，貨幣供應量發生變化。“貨幣供應量月度增幅從2009年最高時期的超過30%回落到現在的16%以下。儘管下降幅度大，但從絕對值看，仍保持了較快增長，而且M2的供應規模月度還有不斷擴大的趨勢。”他列舉了一組數據，5月份76萬多億元，4月份75萬多億元，而前3個月特別是1、2月份只有70萬億元多一點，“目前經濟運行中並不是缺資金，只是説2009年和2010年上半年資金氾濫的情況有所變化，但依然能夠支持經濟較快增長。”

　　其次，外需依然保持了一定增長。從上半年看，歐洲、美國和日本這三大經濟體經濟活力減弱，直接導致中國外部需求減弱，最明顯的表現就是順差大幅下降，甚至前3個月還出現逆差。

　　“雖然增速下降，順差減少，但不會出現像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一季度那樣大幅的絕對衰退。”在他看來，儘管外需收縮，但由於中國出口競爭能力的提高，出口産品結構的改善，進出口仍會對中國經濟的增長作出持續穩定的貢獻，“5月份出口已經有了19.4%的增長，4、5月份每月還是有100多億美元的順差。從全年看，出口平均增長依然可以維持在15%左右。”

　　其三，消費需求推動經濟增長的因素增多。

　　上半年，消費需求增長一直表現不佳，名義增幅已由去年全年的18.4%降為今年5月份的16.9%，考慮到同期CPI的上升，實際增幅下降更多，直接抑制了其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

　　根據陳東琪的觀點，下半年形勢會有所改觀：經濟生産活動比較旺盛，就業機會較多，儘管部分中小企業遭遇資金困難，但沒有出現大面積裁員現象；個稅免徵額由2000元提高到3500元，意味著百姓的可支配收入在增加；最近落實的離休幹部增加一個月工資；下半年因推動事業單位改革引起的績效工資增加。

　　“此外，我預計下半年的股市會比上半年要好，這樣百姓的財産性收入也會增加。”他談到，幾大因素的合力會對下半年城鄉居民收入産生正面的影響，從而帶動消費需求的上升。

　　最後，投資需求出現新內容。與消費不同，上半年社會固定投資名義增長在加快，只是由於生産資料成本及人工成本的上升，才會導致實際投資增長下降。按照陳東琪的分析，下半年固定投資力度會加大，而農田水利設施和保障性住房建設無疑是其中的重點。

　　“農田水利設施建設一般都是在前一年的10月份到第二年的4、5月份，所以今年的農田水利設施投資主要集中在四季度，10月以後會加快。”他接著談到，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設是在全國兩會期間提出的，但正式計劃的提出是在二季度初，二季度中後期才開始落實，真正的建設高潮也應該是在三、四季度。

　　“雖然商品房投資可能會減少，但是保障性住房會加快，所以全社會全年的房地産投資依然可能會有30%左右的增長。如果再考慮到城市化引發的城市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今年的固定投資增長依然可觀。”

　　貨幣政策“微調”

　　稍有些意外，央行加息選擇在了週三，雖然比各方預測稍早，但“靴子總算落地了”。上半年的緊縮政策，效果雖然明顯，卻也讓市場上出現了“貨幣政策調整是否下藥過猛”的爭論。同時，市場輿論認為下半年宏觀政策需要調整的觀點也頗為流行。

　　對於“過調”之説，陳東琪認為是上半年的情形。在他看來，下半年貨幣政策將回到“穩健”，適當降低金融緊縮的程度，措施操作結構性放鬆，但絕不會全面放鬆。首先，地方投資積極性依然很高；其次，如果政策過早全面放鬆，將導致物價再次過快上漲；第三，目前貨幣增速雖然在放緩，但貨幣數量規模仍呈現逐步擴大趨勢，需要時間來消化前期的貨幣超常規投放壓力。

　　不過，他也強調，要從經濟穩定增長和物價基本穩定的“雙穩”角度來保證貨幣的正常有效供應，既要防止物價上漲太快、通脹加劇，又要防止經濟進一步降溫，特別是防止中小企業因資金鏈斷裂而大面積倒閉。因此，下半年的貨幣政策應該是穩健貨幣條件下的結構性微調。

　　他預計，與前期同時使用數量型緊縮工具的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和價格型緊縮工具的提高利率的做法不同，下半年，存款準備金率會穩定一段時間，貨幣緊縮將會更多依賴利率調整。

　　“因為當前21.5%的存款準備金率已經接近調控‘天花板。”按照他的解釋，存款準備金率在15%以下對商業銀行頭寸、對滿足經濟增長所需要的流動性沒有大的負效應；一旦超過15%，負效應會慢慢顯現；如果超過20%，商業銀行需要的頭寸、市場上需要的合理流動性就會萎縮，從而影響經濟的正常增長。“不僅如此，如果存款準備金率提得過高，超過了22%，央行的收儲成本會大幅上升。”他説。

　　相反，通過利率調整，陳東琪認為則可以“一舉多得”。一是改善民生、刺激消費。如果將5月份5.5%的CPI和3.5%的利率相比較，則負利率為2%，這意味著40多萬億元的居民儲蓄，向通貨膨脹就交了幾千億元的稅。因此提高利率可以説是改善民生、刺激消費的重要舉措。

　　二是可以抑制高利貸，防止市場利率和官方利率形成巨大反差。這種反差會造成利率機制的雙軌化，影響資金配置的效率，滋生資金市場的腐敗行為。

　　三是有利於提升人民幣的信譽。“亞洲金融危機，人民幣沒有貶值。此次危機，人民幣保持漸進式升值。兩次危機，讓全世界都認識到了，即使遭遇巨大衝擊，人民幣仍具有相當強的穩定性。”他表示。

　　然而，提高利率可能導致中美利差過大，從而吸引大量套利資本流入中國賭人民幣升值，造成利益外流。對於本刊記者提出的這一擔心，陳東琪的解釋是，由於美國5月份的CPI漲幅達3.6%，超過了美聯儲的控制標準，因此美國在三或四季度應該會有加息的行動，而這就為中國小幅加息提供了空間。

　　財政政策加大發力

　　財政政策如何在下半年更好地發揮作用，也是不少專家關心的話題。“目前可以考慮更多地採用稅率、財政補貼等辦法遏制通脹，同時穩定經濟發展。”有業內人士向本刊記者表示。

　　不久前，財政部下調包括成品油在內的33項商品的進口關稅，以穩定國際收支，促進經濟發展；而同在6月份，財政部年內首發地方債，期冀以拉動保障房建設的辦法推動經濟增長。實際上，在不少人看來，當下財政政策具有比貨幣政策更佳的調控效果。

　　“靠貨幣政策抗通脹空間越來越小。”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副研究員張茉楠告訴本刊記者，就貨幣政策而言，“外堵熱錢，內防通脹，把好流動性的總閘門”是貨幣當局的最大難題，因此，央行嚴控銀行信貸，動用數量型政策工具，多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至歷史高位，但是最大的問題在於貨幣主動超發的部分是可控的，而被動超發，特別是外部的貨幣是不可控的，只有對衝的方式成本將十分高昂，回收流動性的努力會因國際熱錢的大量流入而大打折扣，特別是在人民幣加速升值、貨幣連續緊縮等效應累加下，一些利潤率薄的企業會很快遭受困境，損害經濟復蘇的基礎。

　　“通脹問題短期內可以通過政策緊縮對衝，但中國經濟一系列深層次矛盾必須通過轉型、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以及大規模增加有效供給才能得到根本解決，而這些恰恰是財政政策擅長髮揮的領域。”她強調道。

　　陳東琪也認為，財政政策在下半年會繼續保持“積極”，但在具體實施的內容上會有所變化，“從2008年四季度一直到去年，財政政策的‘積極’主要體現在公共投資。下一步，財政政策的‘積極’，應更多著力於微觀主體，除了加大轉移支付的力度，更多要依靠稅率的調整。”

　　一方面，進行結構性減稅。陳東琪認為至少可以從三方面入手，首先是降低個人所得稅，特別是在消費需求出現緊縮的時候，此種政策的出臺可謂恰到好處；其次要對戰略性新興産業減稅，要對現有政策進一步細化，讓新能源汽車、節能減排、生物醫藥、新材料、下一代信息技術等産業，能夠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第三，適當調整進出口環節的稅率，減小技術産品和服務的賦稅強度。

　　另一方面，“稅率調整並不僅僅意味著減稅，也需要做加法。”他提到了兩大領域，一是高能耗、高污染行業，二是佔用大量土地資源的行業。財政補貼也是財政政策發揮作用的途徑。陳東琪建議，下半年應研究貧困線水平提高、農村老年補貼、城市低收入家庭物價補貼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