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衡發展是導致“大城市病”的誘因

　　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我國的城市化水平有了極大的提高。但與此同時，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正成為困擾我國進一步提高城市化進程的重大障礙。其中表現最為明顯的，就是“大城市病”的集中爆發：交通擁堵、環境污染、入學難、就醫難等問題層出不窮，已經成為眾多大城市的“痼疾”。儘快消除“大城市病”，不僅是城市發展自身的要求，也是我國實現城市化、現代化的迫切需要。

　　從世界各國的經驗來看，城市化是通往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經之路。按照新經濟地理理論，人口和産業向城市地區聚集，不但可以縮短各個經濟行為主體彼此之間的距離，降低交易成本，促進勞動分工的演進，而且在知識外溢效應和勞動分工效應的作用下，使城市經濟具有收益遞增的特點。世界銀行的研究認為，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中有10%可以歸因于城市化的進程。城市化的進程也是農民流入城鎮的過程，有專家測算後發現，我國農村轉移勞動力每增加1人，GDP總量平均增加2.34萬元。總體而言，在近十年來的中國經濟增長中，農村勞動力流動對GDP的貢獻率在15%以上。

　　雖然城市化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具有諸多的正面效應，但不可忽視的是，許多國家在城市化過程中均不同程度地出現過“大城市病”。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總體而言，發達國家的“大城市病”絕大多數已經得到了有效地緩解，而發展中國家卻面臨著日益嚴重的“大城市病”困擾。究其原因，發展中國家出現“大城市病”的根源並不在於寬鬆的戶籍管理制度所導致的人口自由流動，而是城鄉二元經濟和地區經濟差異過大所致。

　　很顯然，中國的城鄉之間和地區之間的不平衡發展依然存在，更讓人擔心的是，這種差距並未隨著經濟的發展而縮小，反而在一些方面有不斷擴大的趨勢。比如城鄉差距，2009年我國的城鄉收入差距達到了3.33比1，考慮到各種福利差距，這個差距可以達到6比1或更多；在地區差異方面，有研究表明，我國地區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從1992年的0.15擴大到2007年的0.21。

　　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城市特別是中心城市在經濟社會發展中“鶴立雞群”，形成了極大的城市集聚效應。相比之下，中心城市以外的其他地區乃至周邊地區的發展便成了發展的“洼地”。比如前幾年亞洲開發銀行的一項研究表明，在國際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圍，就環繞著3798個貧困村、32個貧困縣，272.6萬貧困人口。

　　在中心城市的強大吸引力下，其他地區的人口源源不斷地涌過來。事實上，外來人口已經成為了一些中心城市人口增長的主要動力。例如在北京每年的新增人口中，有70%來自於流動人口，21.7%屬於戶籍遷入。而按照北京市的資源、環境承受力，能夠承擔的極限人口是1800萬，但現在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已經超過1900萬，瞬間人口已經達到2100萬。

　　由此可見，要治理我國目前出現的“大城市病”，除了大城市自身需要大力加強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扭轉國民經濟不平衡發展的模式。只有儘快縮小城鄉之間和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實現國民經濟的平衡發展，才有可能真正根除令人頭痛的“大城市病”。

　　□特約評論員李長安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