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鳳英：應對城市病如何“圍魏救趙”？

　　國家在應對城市病的時候，需要“圍魏救趙”的辦法，即不必增加更多的財政投入來緩解大城市的問題，而是通過大力發展中小城市的辦法，來緩解大城市的壓力。從公共財政的基本原理來説，在一個國家，所有的公民都應該均等地從公共財政服務中受益

　　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大城市原本是中國經濟最發達、資源最集中的地方，但城市居民的生活舒適度卻似乎在下降。城市病已經嚴重影響居民的生活質量，甚至有觀點認為，我國已經進入城市病的集中爆發期。（ 10月9日《 中國青年報》）

　　城市病的出現固然有多種原因，但有一點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目前中國公共財政的分配方面存在問題，財力重點向大城市傾斜，大城市、中心城市得到更多的公共財政資源的支持，而廣大農村和中小城市非但很少得到公共財政支持，甚至還要為大城市的發展輸血，以自己的財力貢獻來支持大城市的發展。國家以舉國之力保障大城市的發展，在大城市中又以舉國之力保障首都的發展，在首都，又傾斜重點中的重點，全力扶持重點醫院、重點學校、重點文化單位等等。這樣形成的格局是，大城市尤其首都擁有更多更好的公共設施，擁有更多更好的學校、醫院、劇院等公共服務機構，大城市理所當然成為區域經濟文化科技教育衛生服務等等的中心，也擁有更多的創業和發展的機會。俗話説，“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人們蜂擁而入大城市尋求發展機會，享受公共服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在現有財政體制下，國家掌握了穩定而大量的財政收入，可以將這些財力優先用於大城市尤其首都的公共服務項目；省級財政也具有遠高於縣市財政的實力，可以將財政資源配置給中心城市、省會城市，形成錦上添花的效果。而本來亟需公共財政陽光照耀的農村和中小城市，不但沒有自己穩定的財源，而且其財力也往往被上級政府汲取以用於發展更具形象意義的大城市。這種財政資源配套上面的傾斜政策，是造成大城市畸形發展，中小城市後勁不足，農村更顯落後的根本原因。

　　出於趨利避害的本能，人們必然向公共服務好、發展機會多的大城市尤其首都遷徙，但是，當非常多的人都向這樣的城市集中的時候，大城市的公共服務功能將會被過度消費，最終形成交通擁擠、住房緊張、空氣污染等等城市病。這是對於盲目發展大城市，在財力和發展方向上過分向大城市傾斜政策的報復。這種城市病當然會成為一種有效的制約措施，當城市病嚴重到相當程度時，大城市的吸引力就會下降，人們不再會涌向大城市找罪受，大城市的壓力將會減輕，就會重新煥發活力。這是一個看不見的手進行的城市自我調節過程，是對以舉國之力傾斜發展大城市的一種自我糾偏。

　　認識到這種原因，國家在應對城市病的時候，就更需要“圍魏救趙”的辦法，即不必增加更多的財政投入來緩解大城市的問題，而是通過大力發展中小城市的辦法，來緩解大城市的壓力。從公共財政的基本原理來説，在一個國家，所有的公民都應該均等地從公共財政服務中受益。目前以舉國之力發展若干大城市的做法，本身是違背公共財政均等化的原則的。如果國家堅持實行公共財政均等化，取消對大城市的傾斜，將更多的財力用於發展中小城市，將必要的財力用於發展農村的教育衛生文化事業，那麼，人們就會在自己的家鄉尋求發展機會，安居樂業，就不必背井離鄉，到大城市去漂流了。當然，公共財政均等化的實現，有賴於財政體制的全面改革，中央政府放權讓利，賦予地方政府有更多的財權。

（何鳳英 原題：以公共財政均等化應對城市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