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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鄧海建
中國共産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於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舉行。會上指出:實施網絡強國戰略,實施“互聯網+”行動計劃,發展分享經濟,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10月29日新華社)
“取法乎上,得法乎中;取法乎中,得法乎下”。在工業4.0與“互聯網+”的浪潮下,中國以怎樣的姿態應對互聯網,直接決定了“網絡大國”向“網絡強國”的轉身之路。事實上,這20多年,互聯網在中國不僅創造了諸多數字奇蹟、産業契機,更重要的是,它已經融入民族崛起、國家進步的決策版圖。
從烏鎮峰會到貴陽數博會,從國家信息化聯席會議到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三個著名判斷,正日益兌現為頂層設計與民間輿論場的“最大公約數”: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沒有信息化就沒有現代化;中國要建設網絡強國。
眼下,中國是不爭的網絡大國。截至2015年6月,中國網民規模達6.68億,半年新增網民1894萬人。其中,手機網民規模達5.94億,網民中使用手機上網的人群佔比由2014年12月的85.8%提升至88.9%。“十二五”期間,中國固定寬帶接入端口數達4.07億個,覆蓋到全國所有城市、鄉鎮和93.5%的行政村。8M以上接入速率寬帶用戶佔比達到53.4%,20M及以上接入速率用戶佔比達到19.6%。國際通信更強,國際出口帶寬已達4,118,663 Mbps,同比增長22.75倍。然而,基數上的優勢,要轉化為政治經濟文化競爭的優勢,絕非朝夕之功,更非吹彈之力。
一方面,世界政治進入2.0時代。以社交媒體為構架的政治空間,以信息話語為博弈的權力結構,具有範式重建的歷史意義。正能量在高效集結,而“互聯網恐怖主義”、“數字恐怖主義”力量,亦在詮釋着風險社會的新範式。另一方面,以互聯網為支撐的産業結構,正在對傳統經濟樣本産生顛覆與重構的價值效用。早在1980年,著名未來學家阿爾文 托夫勒便在《第三次浪潮》一書中,將大數據熱情地讚頌為“第三次浪潮的華彩樂章”。數據,信息,網絡……和土地、技術等傳統要素一樣,成為經濟核心競爭力的重要部分。此外,從文化軟實力的較量來看,輸入與輸出的平衡,傳統與現代的角力,對於民族與國家,具有根與本的意義。習近平主席的英倫之旅,生動闡述了互聯網背景下中西文化、國別文化的自我實現與全球對話之路。如果目光更長遠一些,世界公共治理與環境生態保護等,都在互聯網背景下有了新的課題與領域。
即將開啟的“十三五”規劃,既是到2020年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收官的5年規劃,也是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後的首個五年規劃。五中全會將網絡強國從決策理念提升為國家戰略,既符合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更是對關鍵節點關鍵期中國關鍵任務的清醒解讀。在互聯網發源地美國,2011年5月16日就發佈的首份《網絡空間國際戰略》。同年,德國也年出臺了“德國網絡安全戰略”。而更在的2000年,新加坡就成立了跨部門的全國通信安全委員會。凡此種種,皆説明將網絡決策納入國家戰略,是社會發展規律上的順勢而為。在全球深度互聯跨過“地球是平的”階段,走向納米級融合的今天,網絡強國戰略既是大勢所趨,亦是主動融入。
建設網絡強國,“路阻且長”。需要中國好網民的點滴支撐,也需要提速降費等微觀層面的權力與市場作為。但不管怎麼説,既然藍圖已繪就,政府、市場、個人層面都當有所擔當,在“互聯網+”的支撐下,撬動大數據的支點,讓網絡強國戰略,早日從夢想照進現實!(鄧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