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抗日戰爭的勝利,既是中華民族爭取民族解放的偉大勝利,又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員,藏族同胞在抗日戰爭中也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保護抗日火種
1933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紅軍被迫長征。途經四川、西康的藏區時,決定在這裡作短暫停留,五世格達活佛與紅軍由此結緣。
五世格達活佛學識淵博,極富正義感,自己生活儉樸,卻時常扶弱濟困,被人稱為“普度眾生”、“慈悲為本”的活佛。當紅軍進駐甘孜後,五世格達活佛沒有跑走,更沒有組織護寺的鐵棒喇嘛與紅軍為敵,而是深居簡出,暗中觀察紅軍。
經過一段時間的耳聞目睹,格達活佛感到紅軍並不像國民黨和一些土司頭人宣傳的那樣燒殺搶掠,紅軍不僅對群眾秋毫無犯之意,而且還十分注重保護寺廟,格達活佛在這時聽到紅軍的抗日宣傳和看到了紅軍嚴明的紀律。由此,五世格達活佛對紅軍頗有好感。在格達活佛的心中深深地認識到紅軍才是藏族同胞的親人,窮人的救星,抗日的希望,開始竭盡全力支援紅軍。
格達活佛在西康藏區徵集了大量的糧秣、皮毛補充了紅軍的吃穿,他們把當地必須的辣椒、青稞酒拿來為紅軍禦寒,他們為紅軍當嚮導、當翻譯,在格達活佛的號召下,一大批年輕有為的藏族同胞踴躍參加了紅軍,毅然投身於革命鬥爭中,為黨和紅軍輸送了新鮮血液。
受朱德之托格達活佛收留紅軍傷員
1936年5月,藏族歷史上第一個革命政權——“中華蘇維埃博巴(藏族)政府”在甘孜縣莊嚴宣告成立,格達活佛當選為自治政府副主席。自治政府提出的第一條施政綱領就是:“推翻國民黨、蔣介石在藏區的衙門,打倒英日帝國主義”,並且非常明確地提出了抗日主張。
抗戰時期的甘孜縣
紅軍三大主力部隊先後北上之後,面對國民政府、各省軍閥和地方反動僧俗上層的鎮壓與屠殺,藏族同胞沒有退卻,他們不顧白色恐怖與迫害,想方設法掩護紅軍滯留人員和傷病人員。
影視劇: 《格達活佛》
藏族同胞在紅軍長征途中,為祖國的革命事業付出了鮮血和生命,做出了極大的貢獻。藏族同胞成為全民族抗日的中流砥柱,是全民族利益的最堅定的維護者,對抗日戰爭的勝利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藏族同胞在積極幫助紅軍長征的路上,為黨保留了珍貴的抗日得火種,在全民族抗日戰爭中起到了彌足珍貴的巨大作用。
捐助慰問前線
抗日戰爭爆發後,藏族同胞十分關心祖國內地的抗戰,他們紛紛行動,為抗日前線捐錢捐物,以示慰問。
藏族同胞捐獻羊毛支援抗戰最突出的代表是康區的格桑次仁和拉卜楞寺著名活佛第五世嘉木樣-呼圖克圖。1938年格桑次仁聯合在重慶的康藏人士青攘呼圖克圖、劉曼卿等人發起組織了“康藏民眾抗敵赴難宣傳團”、“西康民眾慰勞前線將士代表團”,赴各大戰區慰勞宣傳。他們將在藏區募捐所得的金銀首飾、錢幣、氆氌等獻給國家,並在各大戰區舉行慰勞前線官兵的活動。
後來格桑次仁又在重慶向周恩來副主席敬獻錦旗和哈達,向正在前線浴血奮戰的八路軍將士表示衷心的感謝和慰問。1940年拉卜楞寺著名活佛洛桑嘉木樣-益西丹貝堅讚(即第五世嘉木樣-呼圖克圖)自拉薩學法回到安多本寺後,隨即投身於轟轟烈烈的抗日運動中1941年第五世嘉木樣-呼圖克圖下令拉卜楞寺所屬108寺組織慰勞抗日前線將士代表團前往重慶獻旗致敬,並獻羊皮萬張。兩年後,他又委派其長兄洛桑澤旺帶隊,率所屬寺廟藏族僧民致敬團抵渝致敬,至各戰區看望慰勞前線將士。為資助抗擊日寇,他捐獻飛機30架,計國幣600余萬元,創邊民向國家獻禮最高紀錄。1942年格桑次仁發動群眾和學生,在家鄉龍王潭修建了“抗戰建國紀念塔”,激勵前方抗日將士奮勇殺敵。
藏族同胞對抗日前線的慰問,從精神上極大地鼓舞了前方將士的抗日熱情和抗日鬥志,他們對抗日的捐助更是從物質上對抗日前線的最有力支持,這都有利於激勵前方將士奮勇殺敵,報效祖國,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
組建抗日武裝
在抗日戰爭中,勤勞勇敢的藏族同胞,把反抗階級壓迫的鬥爭同反抗民族壓迫的鬥爭自覺不自覺地結合在一起,組建了許多民間武裝,在同統治階級的鬥爭中,逐漸地走上了抗日戰爭的道路,這其中首推肋巴佛領導的甘南農民起義軍。
1942年隴南大旱,民不聊生,餓殍載道,懷來倉-肋巴佛秘密召集各族兄弟,建立“饑民團”,並決定成立“反蔣抗日民族聯軍”。翌年2月,肋巴佛率領以“草登草哇”為核心的臨夏、卓尼兩縣藏、漢、土等各族兒女3000人正式起義,他本人被眾人推舉為“反蔣抗日民族聯軍”總司令。在攻破洮州城後,肋巴佛率領義軍同王仲甲義軍會合,聯合組成了“西北各民族抗日義勇軍”,由張英傑擔任總司令,肋巴佛、王仲甲為副總司令,肋巴佛兼任洮泯路藏軍司令。肋巴佛率領義軍一路斬關奪隘,連獲勝利,使得國民黨驚恐萬分,蔣介石急調胡宗南7個正規軍、兩個騎兵旅,馬步芳三個團,並聯合當地駐軍共同圍剿義軍。在敵我力量對比懸殊的情況下,起義失敗了,肋巴佛和手下官兵分散隱蔽,並加緊尋找中國共産黨,開始走上了正式抗日的道路。
懷來倉-肋巴佛
在1936 年,同仁縣藏族同胞反對青海軍閥攔阻紅軍,拒絕攤派出工,三個鄉的藏胞被迫逃亡到甘南。1938年果洛藏族同胞因駐軍橫行不法,聚眾包圍了白玉寺,將一團駐軍全部消滅。1936年中甸藏族農民組織暴動,反對苛捐雜稅。這些農民起義武裝,都和肋巴佛領導的甘南農民起義軍一樣,起初都是為了反對階級壓迫,後來在抗日形勢的影響和中國共産黨的宣傳下,都逐漸傾向了抗日,有的則加入了中國共産黨,直接投入到抗日戰爭的前線,同日本帝國主義進行浴血奮戰。
藏族同胞抗戰記
這是藏族同胞直接參加抗日戰爭的代表和證明,也是藏族同胞對抗日戰爭所做的最為直接的貢獻。 綜觀藏族同胞在抗日戰爭期間的表現,可以説,藏族同胞的各個階層都以各種各樣的方式積極地參與了抗日,為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認的歷史事實,也是任何人都抹殺不了的歷史功績。
藏族僧俗:共赴國難
1931年10月7日,十三世達賴喇嘛駐京總代表、雍和宮堪布貢覺仲尼等在南京的藏傳佛教高僧發起成立了“康藏旅京同鄉抗日救國會”,作出關於抗日的6項決議,敦促國民政府確定抗日方針,並電十三世達賴喇嘛,號召康藏同胞共禦國難。
“ 大成就者護國有責”活佛諾那-呼圖克圖
諾那-呼圖克圖是西藏昌都地區著名活佛。“九-一八”事變後,他與在京藏胞一道,組織了康藏駐京人士抗日大遊行,並通電譴責日寇暴行,呼籲政府出兵抗戰。
諾那-呼圖克圖在電文中説:“警耗傳來了,我等痛愴之亟,髮指血騰。悲憤之餘,惟一希望政府者,即請立下全國總動員令,驅彼倭奴,還我故土,竊日本帝國主義之敢於悍然不顧,跡其居心,緣已垂涎甚久,事前籌劃已詳,進攻步驟如此嚴整,此非抗議交涉,即能璧還失地,處此千鈞一髮之際,國人無不願以灼熱赤血,洗此奇恥,刷此大辱。以我等老耄之力,亦願與之一擊,寧作戰死鬼,不為亡國奴。”
抗戰全面爆發後,日軍切斷我國的海路運輸,後方物資非常匱乏。川康藏族人士邦達多吉等策劃並開闢了印度經西藏直通川、滇完全依靠騾馬運輸的陸路國際交通線。從印度購進大批商品運至抗戰大後方,輸送抗戰物資總值達1.5億美元,對急救和繁榮戰時後方經濟起到了重要作用。
這些故事向我們展示了,在民族危亡之時,藏傳佛教界以“大雄大悲大力”之精神,與全國各族人民一道,祈求和平,撫慰傷痛的不朽畫面,成為歷史中不可磨滅的眾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