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全面”的內容結構與邏輯機理

——三論“四個全面”與中國政治發展

中國新聞光明網-理論頻道 2015年07月03日 09:29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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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復旦大學政黨建設與國家發展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 鄭長忠

　　對於中國來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形態生成與發展，不僅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決定意義，同時也對面向人類未來的現代政治文明以及現代文明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而“四個全面”作為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形態從要素生成階段向整體發展階段發展的決定性戰略佈局，不論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發展來説，還是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來説，以及對於整體人類現代政治文明與現代政治文明發來説，都具有十分重要意義。為此，我們不能只是停留在其意義方面理解，而且還需要對其內容結構與邏輯機理予以把握。

　　（一）“四個全面”：“火箭式菱形結構”的戰略佈局

　　“四個全面”作為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形態整體發展的戰略佈局，我們對其內容結構與邏輯機理的把握，可以從兩個方面展開：一是戰略佈局的整體內容結構及其內在邏輯與機理進行分析與把握；二是對每一部分的結構性內容及其邏輯與機理進行分析與把握。在這裡，我們首先對前者進行研究，隨後將各部分結構性內容及其邏輯與機理進行分析。

　　在“四個全面”的內容中，我們認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戰略的目標與方向，“全面深化改革”與“全面依法治國”是戰略的兩翼與重點，“全面從嚴治黨”是戰略的基礎與主體。由此，我們認為“四個全面”在內容結構上，實際上形成了一個“火箭式菱形結構”的戰略佈局。

　　任何一個戰略佈局，都要有一個目標與方向。我們認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這一戰略佈局的目標與方向。不論是中國共産黨長期以來對奮鬥目標的闡述，還是上述我們理論分析的歷史邏輯，都很明確一點就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華民族一百多年來的奮鬥目標，也是中國共産黨在中國出現與發展的內在動因。而對如何進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共産黨有一個具體戰略部署，並在時間階段上進行安排，並對每一階段都規定了一個具體的目標。其中，就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為一個目標，並且是作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目標。

　　要實現這一目標，必須有效推動政治文明形態實現整體發展。換而言之，一方面，面向未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形態建成了，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標誌之一；另一方面，我們的政治文明形態能夠支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需要的發展與秩序，而不是處於不穩定性與內在有機化不足現象，以至於影響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如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形態要素生成階段所存在的要素功能發育不足以及要素之間內在有機化不足現象不能得以有效解決，就可能導致政治有效性與可持續都會受到影響，從而影響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而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基於整體發展的頂層設計，通過推動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使要素功能得以增強，要素之間有機化得以構建，從而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得以完善。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具有兩個功能：一是將全面深化改革成果以法治方式予以確定下來，二是推動現代國家功能要素得以進一步發展與提升。因此，我們認為全面深化改革與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實現建成小康社會這一目標的兩個具有內在相關聯的措施，具有保證戰略實現的兩翼功能。

　　在黨建國家歷史邏輯作用下，要能夠推動全面深化改革與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歸根結底還是要靠黨的力量領導人民來推動。因此，推動兩翼發展以實現目標，動力在於黨，而黨是領導人民的核心力量，因此，黨與人民就成為了實現戰略目標的歷史性的主體力量。在新的歷史時期，要讓人民能夠擁護黨，併發揮主體作用，對於黨來説，就必須全面推進從嚴治黨。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的目標與方向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一百多年來的“中國夢”。通過推動現代化建設，在中國建立現代文明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幾代中國領導人的共同認識。但是，如果將此認識轉化為現實可操作性的戰略目標，卻經歷了長期探索。建國之後，第一代領導集體就開始對這一問題進行思考，並經過幾次調整，在上一世紀六十年代初，最終提出了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的宏偉目標，即所謂“四個現代化”目標，並提出了分兩步走的具體步驟。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作為總設計師的鄧小平，在反思第一代領導集體戰略構想的基礎上，結合廣大人民群眾對民生問題的關注而提出了小康社會的構想。1979 年 12 月 6 日，他在會見來訪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説：“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1984 年 6 月，鄧小平在會見第二次中日民間人士會議日方委員會代表團時曾談到：“我們提出四個現代化，最低的目標是到本世紀末達到小康社會。”小康，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的歷史長河中逐漸形成的社會理想。鄧小平構想的“小康社會”，上承中國歷史，吸取了歷代著述家的智慧；下續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追求，表達了人民群眾對安定團結社會環境的嚮往、也調動了人民群眾致富奔小康的積極性。小康社會提出後，得到各方認同，並在隨後的歷次黨代會上按照其基本精神，制定相應的發展戰略。

　　經過努力，到2000 年，經過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共同奮鬥，中國的小康社會建設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人民生活在總體上實現了小康目標。在總體上實現了小康目標之後，從更高要求來看，這個階段所達到的小康，還是一種低水平的小康。正是基於這樣的現實狀況，旨在讓所有人都獲得小康生活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這一目標就被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提出。2012 年，黨的十八大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進程，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體佈局出發，提出了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要求和新願景。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改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雖一字之差，但卻標誌著我國“小康社會”建設已進入最後的關鍵階段，也標誌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已經成為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新目標。

　　從我們黨的經驗來看，戰略目標與方向確定之後，其他工作都將圍繞其而展開，因此，“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一戰略目標提出後，也就成為了統帥“四個全面”戰略佈局的靈魂性內容，是其他全面深化改革與全面依法治國以及全面從嚴治黨所圍繞的目標和服務的方向。

　　（三）全面深化改革與全面依法治國：戰略的兩翼與重點

　　政治的使命就在於為其所在共同體創造發展與秩序。而任何發展都有一個目標，對於中國來説，最重要目標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對於這一目標實現來説，同樣需要兩方面機制予以保證：一是提供社會發展的動力，二是提供社會發展的秩序。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産力決定生産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同時倒過來，生産關係對生産力，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也存在著反作用力。歸根結底，社會發展的動力來源於生産力發展，雖然，我們在政治文明形態要素生成的階段，通過改革，不斷調整生産關係與上層建築，但是，隨著時間推移，生産關係與上層建築的一部分內容又開始不適應生産力與經濟基礎發展了。因此，在遵循生産力發展內在規律基礎上，如何通過調整生産關係與上層建築以提供社會發展的動力就成為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面臨的新任務。

　　從本質上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形態是適應推動生産力發展需要而不斷生成與發展的，是以生産關係與上層建築為主要內容的。為了實現快速趕超，我們建立計劃經濟體制與單位社會體制，通過調整生産關係以實現快速提升生産力目的。但是這一做法能夠現代化建設提供組織化基礎，短時間內可以提高生産力，卻不能為現代化建設以及生産力發展提供可持續動力，為此黨中央做出了改革開放決定，並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從而改變了生産關係與人們交往方式，隨後根據市場經濟發展要求，提出了依法治國，創新黨的建設，推動社會管理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形態的主體要素也在此過程中得以生成了。這些要素生成過程，也是生産關係與上層建築得到不斷調整與發展過程，相應地所釋放出來的生産力也是有目共睹的，創造了世界發展歷史上的一個奇跡，以小康社會建設為主要目標的現代化建設任務也不斷地得以實現。

　　當前，我們確定了到2020年之前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不僅需要生産力進一步發展，而且還需要社會的綜合發展。雖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要素已經基本生成，但是還存在著要素功能發揮不充分與要素之間的內在有機化不足等問題。如果這些問題無法得到有效解決就可能導致上述目標無法實現，為此，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推動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從具體改革措施來看，主要就是圍繞著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要素功能充分發展以及各要素之間實現有機化而展開。從一定意義上説，全面深化改革，歸根到底是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新的動力，同時，也建構了一個新的權力關係，形成一種新的秩序，如市場與政府關係的重新安排，社會力量作用增加等。秩序調整服務於動力提供。

　　如何將這些新的權力關係與秩序，得以鞏固與確認下來，而不會發生逆轉，就成為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新命題。為此，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就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進行了部署，一方面從整體來看，是通過法治方式將上述改革成果予以確定下來，另一方面，從具體來看，也是通過推動法治發展以實現作為主體要素的現代國家功能的發展。

　　於是，我們就可以知道，全面深化改革與全面依法治國，實際上，是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動力與秩序的一對具有直接相關性的舉措，宛若“鳥之兩翼”。

　　（四）全面從嚴治黨：戰略的基礎與主體

　　如果説全面深化改革與全面依法治國，是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新的發展動力與安排新的秩序，那麼全面從嚴治黨，就是為新動力與新秩序鍛造駕馭動力與建構秩序的領導核心與主體基礎。雖然從嚴治黨最終也是服務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但是，在結構上，相對於全面深化改革與全面依法治國來説，全面從嚴治黨更為基礎，對於服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來説，更多是起到基礎性作用。因此，我們不認同在“四個全面”中只是將全面從嚴治黨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作並列作為三個措施之一，而不是結構性來把握它們之間關係。

　　究其內在邏輯，全面從嚴治黨，包含兩方面內涵：一是通過全面從嚴治黨，鍛造領導核心，獲得人民支持。二是通過全面從嚴治黨，支持深化改革，促進依法治國。從全面從嚴治黨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作用來説，前者是根本性的，後者是直接性的。

　　現代政治發展邏輯、社會主義發展邏輯與中國政治發展邏輯的共同演繹，使黨建國家以推動社會發展成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形態建構的現實路徑。這一路徑使中國共産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形態構建與推動中華民族復興中處於核心領導地位。核心領導地位意味著兩方面：一是提出任務，二是領導人民為實現這一任務而奮鬥。這就意味著核心領導作用要能夠得到很好發揮，一方面需要加強自身建設，另一方面就是要獲得人民認同與支持。作為領導黨與執政黨，在加上黨管幹部原則，使中國共産黨不僅對發展方向負有掌舵職責，而且對國家公共權力性質與發展也負有確立與監督的責任。只有從嚴治黨才能贏得人民認同與支持，才能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主體性基礎。十八大之後開展的以為民、務實、清廉為主要內容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就是推動黨組織與國家公共權力正當性、有效性與純潔性發展以及贏得人民認同的一個重要舉措。

　　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全面從嚴治黨，不僅具有鍛造領導核心以贏得人民支持這樣一個長期的根本性作用，而且還能夠為全面深化改革與全面依法治國的階段性任務的突破與完成提供直接性作用。一是從任務執行來説，中國共産黨推動全面深化改革與全面依法治國需要通過各級黨組織及其領導班子與領導幹部來完成，只有強化從嚴治黨，才能使各級黨組織落實的有效性得以提高，以保證任務按時按質完成。二是從任務內容來看，不論是全面深化改革，還是全面依法治國，都涉及黨與國家、社會關係的調整，比如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之間關係，還有黨內法規要嚴於國家法律，這些內容都體現了從嚴治黨內容。三是從任務突破來看，在改革過程中由於制度不夠完善等原因，導致許多腐敗現象出現，並成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阻力，因此，只有通過從嚴治黨，將這些腐敗現象得以清除，一方面可以獲得民眾支持和認同，另一方面才能使全面深化改革得以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