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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特稿:“四個全面”專家系列談十五】
作者:蘭州大學思想政治教育理論創新重點研究基地主任、教授、博導 王學儉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關係人民幸福安康、關係黨興旺發達、關係國家長治久安。黨中央站在時代前沿、立足實踐境遇、放眼事業圖景,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不僅集中體現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治國理政和執政興國的理念情懷、戰略視野、系統思維和創新意識,還深切呈現了黨和國家在新時期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戰略目標、創新動力、治理方式和領導保證。
“四個全面”是新時期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行動指南,也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的戰略抓手,從而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內容。因此,應當把“四個全面”作為新時期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重大指導思想,有機而深入地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之中。
“四個全面”是新時期黨中央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發展過程中提出的戰略部署,也是由於中國特殊的社會存在環境所決定的。因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既要秉承傳統社會主義的科學構想和基本模式,又要揚棄其僵化體系和內在弊端;既要超越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理論預設和建設成果,又要化解其內在矛盾和系統問題;既要發揚中國傳統社會的優良傳統和民族精神,又要摒除其落後模式和思想糟粕,任務之艱巨、挑戰之沉重、責任之空前,具有歷史與現實造就的獨一無二性。
同時,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還是一個兼具農業文明發展至工業文明、躍升至信息文明、提升至生態文明的同時間、共空間的綜合社會變遷過程。農業文明的深厚底蘊與思想牽絆、工業文明的蓬勃活力與體制弊端、信息文明的異軍突起與秩序紊亂、生態文明的時代召喚與建構艱難,導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建設和發展既要兼顧不同發展階段的層次性與順序性,又要推動社會發展趨向的合理性與時代性,還要處理由此引發的諸多社會問題和矛盾。經濟領域的系統性建構、政治領域的時代性變革、文化領域的多元性互動、社會領域的和諧性推進、生態領域的永續性探索,集中成為當前中國社會的整體複雜性,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為一個超級複雜的系統工程。
所以,“四個全面”是從我國發展現實需要中得出來的,也是從人民群眾的熱切期待中得出來的,還是為推動解決新時期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提出來的。首先,我國正處於確保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的決定性階段,要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人民民主不斷擴大,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取得重大進展。其次,我國改革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期,全面深化改革要求全面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國防和軍隊改革以及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再次,法律是治國標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此外,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中國共産黨是全國人民的主心骨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火車頭。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面對“四大考驗”和“四種風險”,必須全面從嚴治黨,正風肅紀、反腐治吏,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增強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全面提升中國共産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
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得不在千頭萬緒中想問題、辦事情,故必須注重系統性、把握整體性、強調協同性、突出持續性,從而做好頂層設計以及全局統籌、全面協調。首先,“四個全面”中的“全面”,是一種深度、廣度、高度和力度的表現,也是一種韜略、睿智、勇氣和信心的彰顯,更是一種繼往開來、承前啟後、開拓創新和與時俱進的昭示。其次,“四個全面”中的四個全面,是有機貫通、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故必須協調配合、同頻共振、協同並進。最後,“四個全面”具有嚴密的內在邏輯,是一盤靈動的棋局、一套縝密的邏輯,它明確了新時期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總綱與關鍵、方略與思路。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四個全面”既確立目標,又明晰舉措;既能總攬全局,又能把握重點;既能宏觀指引,又能微觀指導。具體而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物質基礎和階段目標,全面深化改革是根本路徑和強大動力,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制度支撐和可靠保障,全面從嚴治黨是堅強領導核心和關鍵政治保證。
成小康偉業、展改革宏圖、施法治重器、築執政根基,這既艱辛緊迫,又豪邁壯闊,更催人奮進。“四個全面”既是有效應對我國社會轉型跨越性、全面分析我國改革開放風險性、科學破解我國代化建設複雜性的總體方略,更是由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改革開放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碰撞、催生和發展出的最新理論成果。它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新時期指導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行動綱領,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指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