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和中國作家需要更多的掌聲

　　□傳統文學成為社會輿論的中心即便可能是一時的，但文學畢竟獲得了一次被大眾廣泛認識的機會

　　□矛盾心理反映出許多人對文學的現狀並不完全了解，無法作出準確判斷

　　□希望更多的人能懷著對文學的熱愛，向那些投身文學的人表達敬意

　　上世紀80年代的文學真的比現在的文學更好嗎？對當代作家創作水平的低評價是客觀的嗎？莫言獲諾獎後，這些問題值得我們重新反思——

　　文學獲得了一次被大眾廣泛認識的機會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一事如同一顆火種，迅速燃起海內外對中國當代文學的關注。尤其是在中國大陸，已被冷落多年的文學驟然成為社會輿論的中心。即便這種焦點地位可能僅僅是一時的，但文學畢竟獲得了一次被大眾廣泛認識的機會。

　　新世紀以來，有關文學的爭議此起彼伏。大眾對文學的漠然、批評界對文學的質疑以及創作者自身的焦慮，令中國文學的現狀和發展蒙上了一層具有普遍性的悲觀情緒。因此，儘管莫言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卻仍然有許多聲音提醒説：“不能過於樂觀，中國文學的路還很長。 ”的確，當下的中國文學正面臨許多難解的困境：文學概念前所未有的繁複，對於文學現狀的判斷呈現兩極化，文學生態環境受到各種不利因素的侵襲……甚至一度有學者斷定 “文學已死”、“文學正處於最糟糕的時期”。

　　反思是必需的，不過，不應否認的是，當下的中國文學正呈現出一種十分活躍的狀態。不管是創作環境、市場環境還是批評環境，都有較之以往更為開闊的空間。同時，高速發展、深刻變革的中國社會，也為文學供給著豐富多樣的、可資利用的素材。中國作家的整體水平或許並不盡如人意，但一線作家的創作仍然時有驚喜出現。應當説，莫言的獲獎並非偶然，他其實是一個縮影、一個代表。在莫言的身後，有一批正處於創作高峰期的優秀的中國作家，他們與莫言一樣，對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有深入的觀察、透徹的理解，被世界文壇所關注和認可。正是這樣一股群體力量的存在，構成了拉扯中國文學向上發展的牽引力。

　　值得注意的是，這批重要的作家大多是“50後”、“60後”。莫言、賈平凹、王安憶，還有蘇童、張煒等人，都是在上世紀80年代嶄露頭角，又在90年代不斷深入創作，新世紀後愈顯成熟。他們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都寫出了堪稱代表作的優秀作品。海外評論家曾評價説，像中國這樣擁有一批50歲左右的一流作家的現象，在世界文壇十分少見。

　　因此，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並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成就，更是一次全面展示中國作家力量的重要契機，讓當下文學的全貌能夠被更完整、更客觀、更真實地呈現出來。除了質疑和責罵，中國文學和中國作家還需要更多的掌聲。

　　文學真的正在走向末路嗎？

　　在文學的編年史裏，上世紀80年代一直被許多人稱為黃金時期，它以鑒鏡的姿態存在，反照著當下文學日漸邊緣化的尷尬處境。有學者認為，上世紀80年代是文學重回“五四”起跑線的重要歷史時期，許多作品的質量堪比現代文學，有的甚至超越了“五四”的水平。批評家王彬彬也曾評價説，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還沒有一部長篇小説能夠達到《古船》的水平。而莫言最被大眾熟知的小説《紅高粱》也是發表于上世紀80年代中期，這部至今仍享有盛譽的作品成功塑造了“我奶奶”這樣一個打破傳統觀念的生動人物，被認為是人性與個體的完全釋放和解放。 “80年代文學”不僅被文學界內部熱捧，就連普通讀者也對其抱有一種特殊的情懷。那時的社會生活充滿了文學的影子，思想的解放帶來了創作的井噴，曾經備受壓抑的中國人從文學裏找到了釋放的出口，於是，小説繁榮、詩歌繁榮、期刊繁榮……文學以主角之姿引領著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對此，批評家王光東回憶説：“從感情上來講，我們這代人非常懷念80年代。在我們看來，當時的作品確實很好，就算放在今天，很多也是很好的。那時最突出的特點是，人們的文學激情得到全面解放，理想普遍上揚。但是今天，理想、激情和想象力都在市場化的影響之下變得不那麼純粹了。 ”批評家葛紅兵也表示，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文學正逢紙面印刷時代最美好的時光，“中國人沒有那麼多的電視劇、電影看，於是就看小説，水平一般的作品也能印幾萬冊。當時的雜誌非常便宜，收入不高的普通人也有能力同時訂幾份。 ”

　　與上世紀80年代相比較，今天的文學似乎黯淡、無力了許多。雖然出版的文學作品多了，但有影響的卻少了；雖然作家多了，但能讓人記住的卻少了；雖然讀者多了，但願意讀純粹的文學的人卻少了。文學真的正在走向末路嗎？過去幾年來，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許多與文學相關的人。不過，就在輿論悲觀看待文學前途的同時，那些期待中國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聲音卻從未消失過。似乎人們一方面在給文學打出“差評”，一方面又對文學懷有極高的期待。這種矛盾心理恰恰反映出許多人對文學的現狀並不完全了解，因此，便不能作出準確的判斷。

　　上世紀80年代的文學真的比現在的文學更好嗎？

　　多年來，諾貝爾文學獎一直是中國文學界的一個情結，一個有些説不清因由的複雜的情結。每當到了諾貝爾文學獎揭曉的前夕，有關“中國作家會不會得獎”的討論就會習慣性地出現，文學界內部熱衷於這個話題，大眾媒體也時不時地要提上一提。不過，很少有聲音對中國作家必將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抱有足夠的信心。因此，儘管莫言一直被某些國外機構捧為大熱門，但是，國內輿論卻並不看好他會獲獎。即便莫言最終獲獎了，也仍舊有許多質疑指向他的作品。

　　質疑也好，批評也罷，歸根到底是源於對文學現狀的不滿，對當代作家創作水平的低評價。不過，正如批評家陳曉明所説，有些批評是缺乏根據的，因為，提出批評的人根本沒有認真看過作品。沒有做到深層次的閱讀，常常只是看看內容簡介或一部分章節，就長篇大論地提出各種批評。這種現象正是當下文學批評的病症之一。浮躁批評、短視批評的盛行，愈加遮蔽了當下文學創作中那些值得肯定的成就。再加上媒體批評對眼球效應的追逐，把文學娛樂化、低俗化、市場化，更使大眾如霧裏看花，難分真偽。

　　面對文學界對上世紀80年代文學的讚美和對當下文學的貶斥，批評家陳思和曾多次強調，當下的文學並沒有衰退。今年9月，他在出席《當代作家評論》創刊30年研討會時再度提到這一話題：“有人説，現在的文學沒有活力了、衰退了，我並不這樣認為。大家懷念80年代的文學，讚美80年代的文學，那是因為，我們的青春是在80年代度過的，那個時期留下了許多激情的、美好的回憶，使我們懷念它。作為一個30年文學發展歷程的見證者，我也試圖去回憶80年代的文學，思考它是否真的比現在更好？結果我發現，並不是那樣的。今天的文學，無論是文學性本身，還是作家探究問題的深度，都已經超越了80年代。 ”

　　陳思和説：“上世紀80年代的一批優秀作家，到了90年代時，創作越來越深入，並且，他們對文學的信念並沒有受到市場大潮的衝擊，仍舊堅持寫作，並拿出了更好的作品。 ”從陳思和的觀點中不難看出，改革開放後的30多年，文學發展的軌跡並不是一條下行線，反而應該是一條逐漸爬升的上行線。他認為，上世紀80年代時，一部分作家剛剛開始覺醒，更多的是依靠感覺來寫作，文學風潮更迭的速度很快，作家們在進行各種各樣的探索和嘗試，許多經驗是模倣而來的。 “現在回顧起來會發覺，80年代的文學反而是不成熟的，而90年代，作家們開始自己選擇道路，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寫作思路。莫言和王安憶不同，張煒與莫言也不同，每個人都是不可取代的。 90年代的醞釀和積澱，造就了新世紀以後更加成熟的文學。 ”

　　有的人認為，文學之所以不那麼純粹了，是因為太多的商業因素捲入了文學的世界，同時，也是導致當下文學質量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對此，陳思和認為，文學本來就是少數人的，即使很多作家在市場大潮的影響下離開了文學，那也是很正常的現象。 “90年代前期曾經出現過一批很好的作家，不過，當中有一些人逐漸消失了，或者去讀書，或者去拍電影，總之不再寫小説了。但是，這些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仍然有好的作家選擇堅持下去，並且，在新世紀裏，他們都拿出了很成熟的作品。 ”

　　少一些片面或許便能看到文學勃發生機的一面

　　如果要列舉2009年的文壇風雲人物，批評家陳曉明一定在列。由他提出的“中國文學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説，曾引起文學界的激烈爭論。時至今日，他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一個時代有幾位大作家、幾部大作品就足夠撐起它的文學高度了。

　　陳曉明認為，當下的中國文學非但不是許多人眼中的“垃圾”，反而存在很多亮點。“亮點”所在之處，正是一批優秀的寫作者和一批優秀的作品。他的中國文學“高度説”建立在四個理由之上：

　　首先，當下的漢語小説有能力處理歷史遺産並對現實進行批判，如閻連科的 《受活》。其二，漢語小説有能力以漢語的形式展開敘事，能夠穿透現實、穿透文化、穿透堅硬的現代美學，如賈平凹的《廢都》與《秦腔》。其三，漢語小説有能力以獨異的方式進入鄉土中國本真的文化與人性深處，進入漢語自身的寫作，按漢語來寫作，如劉震雲的《一句頂一萬句》。其四，漢語小説有能力概括深廣的小説藝術，如莫言的《酒國》、《豐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勞》。

　　陳曉明在闡述個人觀點時，均以具體的作家作品為例，表明他對文學現實有深入且細緻的掌握。而這些作家作品正是支撐當下文學高度的主要力量，是認識當下文學所必須關注的重要群體。當許多人根本不知道莫言是誰，不知道《一句頂一萬句》是誰寫的，也不知道閻連科通過《受活》講了一個怎樣的故事的時候，又怎麼可能對文學的現狀作出冷靜、客觀的評價呢？

　　“閻連科的《受活》深刻闡述了社會主義最關鍵的轉型和變化，它將作為一部紀念碑式的作品在中國的歷史上留下來。賈平凹的《秦腔》非常獨到地表現了中國當下的歷史，充滿了漢語書寫的詭異之氣。 《一句頂一萬句》顯示出劉震雲強大的寫作能力，主題充滿了歷史的反諷，非常深刻。莫言是一個非常強大的作家，他的強大在於深深了解西方小説，又非常有意識地把中國傳統的文化經驗融到自己的寫作中去。 ”陳曉明毫不吝嗇地誇讚四位當代著名作家，他提出“高度説”的自信正是來自於這些作家為文學貢獻的經驗和成就。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懷著對文學的熱愛，向那些投身文學的人表達敬意。這個時代的中國文學，因為有了一批優秀的作家和一批優秀的作品而讓我感到很驕傲。 ”

　　陳曉明的自豪感曾經受到很多抨擊，認為他過分美化文學的現狀。不過，如果更多的人能夠嘗試更深入、更客觀、更冷靜地去看待今天的文學，少一些片面、少一些憤憤不平，或許就能夠看到文學勃發生機的一面。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一事為文學吸引了無數的眼球，讓許多文學之外的人開始望向文學，也讓許多熱愛文學的人願意重新了解文學，這或許便是今天的中國文學所收穫的最好的機會。 □本報記者/王 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