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人們常常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專家在不同場合對國際事務、經濟運行、健康養生等問題發表意見,但卻很少看見專業哲學家的身影。在百廢待興的20世紀80年代,哲學曾擔負著打破思想束縛、煥發人們精神之重任,哲學家不僅承擔著闡釋與解讀經典的工作,更致力於為中國人的心靈尋找一個安身立命之處。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哲學由顯學轉而不彰。從社會環境來看,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社會追求效率、結果的實用主義開始抬頭,人們關注的問題由中西文化的爭論、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係,轉而變成股票、地産、海南開發等經濟和商業問題。人們逐漸淡忘對心靈的安放,轉而對物質世界和現實生活多加關注,對於哲學問題的熱情也迅速降溫。

　　與此同時,在固守學術領域的知識界,學術研究的方式也發生了“學術凸顯、思想退隱”的變化。明顯帶有批評上世紀80年代學風色彩的“學術規範討論”,使得學術研究越來越轉向具體的學術問題和技術層面,而80年代所關注的那些文化問題、現代化問題,在很多學者眼中反而成為玄虛、無根的學問的代名詞。學術研究的技術化傾向也體現在哲學學科內部,新一代受過嚴格學術訓練的學者的研究體現為專家之學,因此,人們很難找到一個共同關心的問題。即使在哲學界內部,學者之間的對話也日趨困難,如此,哲學離時代熱點話題越來越遠。社會關注點的轉移和學術研究的範式轉變,共同將哲學推向了邊緣。

　　哲學在公眾中的影響逐漸減弱是一個世界性的趨勢。即使在法國、德國這樣曾經産生過眾多影響巨大的哲學家的國度,哲學思想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哲學家在社會中的地位,也都只能是“往事怎堪成追憶”。部分原因是西方社會的社會秩序和價值理念已經相對定型,哲學所能發揮作用的空間有限。深層的原因還在於以多元化為特徵的現代社會,人們似乎不再需要一個精神上的指導者,或許人們更需要一個心理治療師。

　　就學科而言,中國大多數的哲學系都是以哲學的二級學科為基礎,設定一系列的教研室,這樣的劃分專業化程度較高,但教學和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在某一個特定的知識體系框架中進行,而不是依據問題的哲學性思考。在這樣的教學與研究模式中,各個分支學科之間的交流相對較少,即使在哲學學科內部,隔閡也相當嚴重。

　　中國社會目前處於轉型過程,人們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受到很大的衝擊,這就需要哲學研究者對這種變化作出反應。當下的中國哲學研究者缺乏回應時代問題的能力,其原因固然很多,高度的職業化、僵硬的專業化導致其難以對綜合性的社會問題作出反應,這無疑是哲學家們缺乏一種全局性的高度來把握時代精神的重要原因之一。

　　面對多元化與低俗化的挑戰,目前中國社會新的文化價值體系尚未形成,缺乏回應能力的哲學難以有效矯正道德水準下滑的現實,更遑論為中國社會的發展提供精神支持。時代迫切需要哲學思考,而哲學工作者卻遲遲不見現身。

　　哲學應在堅持學術嚴肅性的前提下,主動地關注社會現實問題。這既需要哲學工作者突破自己,同時也需要哲學學科改變目前各自畫地為牢的做法,以問題為出發點進行協同研究。哲學關注現實的方式,應強調批判性和反思性,以深入時代精神的本質,振奮人心、提振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