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意期待到官方聲音，再到一個個“炫富門”的接力推動，官員財産公開的政策方向已經足夠清晰，然而操作上的制度推進仍面臨阻力。在這樣的背景下，江蘇淮安提出擬任幹部全部實行財産申報公示，值得關注。

　　細看淮安試點，有許多可圈可點之處。比起第一個“吃螃蟹”的新疆阿勒泰，淮安公示對象範圍較大，從縣（處）級及享有職權的幹部擴至鄉（科）級幹部——但公示僅限于內網，不及前者通過媒體、網絡向社會公開的力度大；與浙江慈溪相比，淮安的財産公示增加了問責條款，對拒絕申報或隱瞞重大財産的擬任幹部不予提拔，但公示內容沒有慈溪廣泛，比如公示沒有涉及在職、調任、離任、退休等情況。

　　對於一項改革，看到它的缺陷，努力拾遺補缺，是正確、理性的選擇。如果一味苛責求全，抱著急迫心態，可能打擊改革者的積極性。更何況，各地公示對象、內容、方式的變化，恰恰説明財産公示涉及面廣、壓力大，宜於漸進式探索，並在關鍵領域突破。

　　早在1766年，瑞典公民取得查閱所有官員財産和納稅狀況的權利。此後，世界許多國家借鑒這種做法反腐倡廉。上世紀80年代，我國提議國家公職人員財産申報公開，歷經20多年，雖在不斷探索，但總體進展緩慢。公佈官員財産究竟難在何處？

　　公示財産的真實性難以核實。有的幹部提拔時“冰清玉潔”，一旦東窗事發，卻能查出大量不明財産。從現有的制度設計看，幹部每年都要申報財産，為何貪腐者能瞞報收入來源而不被發現？回到淮安的方案，看似把房産、車輛、投資、存款、債務五類財産情況“一網打盡”，但要厘清這些財産談何容易？單就房産來説，由於城市間信息共享機制尚未建立，外地房産無法查詢。

　　公佈財産還遭到官員或明或暗的抵制。縱使是合法收入，一些幹部也怕“廣而告之”引來不必要的麻煩，擔心個人和家庭隱私曝光。而那些“心中有鬼”的官員，當然要想方設法隱匿、轉移隱性收入和非法收入。

　　在反腐形勢依然嚴峻的今天，民眾對官員財産公開抱有很高期待。正如中央領導一再強調的，逐步推進財産申報和公開制度的落實，是防止幹部貪污腐敗的重要措施，也是反腐倡廉最為根本的制度保障。淮安的改革剛起步，但其勇氣仍值得鼓掌。相對於一些地方“噤若寒蟬”、“雷聲大雨點小”，淮安在制度設計上向前邁了一步。

　　公職人員申報並公佈家庭財産的法律，被認為是“陽光法案”。“陽光法案”本身也需要陽光，需要決策者對公示內容真實性、公開範圍、保障信息安全等進行制度設計，健全個人所得稅申報監管、金融實名審查等信息統計體系，當然，更需要群眾共同參與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