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召開的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七次會議首次審議《勞動合同法》修正案草案，各界對於該項修法關注的重點，主要集中在整治違規濫用勞務派遣。

　　勞資雙方基於各自利益取向，就此展開激烈博弈，這是完全可以預見的局面。原因很簡單，有調查顯示，2010年全國勞務派遣用工數量已急速膨脹至6000萬人左右，佔到職工總數16%，有這種既深且廣的利益關涉，關注度自然不斷放大。

　　濫用勞務派遣顯失公平自不待言，然而解決這個問題的難點，除了上文所述既得利益者的阻撓，更在於導致既得利益者得以坐大的集體行為困境。具體來説就是：一個過度自由、過度強調僱主權利的勞動力市場固然不足取，但一個過度規制、過度強調僱員權利的勞動力市場同樣不利於經濟成長，其最終結果，反而會損害到僱員利益。

　　解決行為困境的紙上談兵甚為輕易，無外乎“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但在實踐層面，中間平衡點如何設置尚無定論。譬如2008年1月1日起頒布實施的現行《勞動合同法》，圍繞其中“無固定期限合約”等規定，不只資方頻頻反彈，就連相對中立的學界人士同樣不乏反對聲音。更不用説，本當身為勞動法護法者的地方政府也有部分淺嘗輒止，很快就以國際金融危機不利影響為託詞，選擇性放寬勞動法尺度。

　　中國三十多年改革開放實踐表明，在兼顧公平的前提下，效率優先更為突出地體現在了這一歷程中，而這，對於打破計劃經濟的桎梏，探索全面開放的路徑，構建未來發展的基礎，發揮了極其顯著的作用。

　　然而，曾經有效的發展戰略未必總是行之有效。2011年，中國人均GDP已經突破5000美元，參照國際經驗，使各經濟體賴以從低收入經濟體成長為中等收入經濟體的戰略，對於它們向高收入經濟體攀升是不能重復使用的。因此，已經逼近中低收入國家人均GDP上限的中國，需要著手謀劃如何避開近在眼前的“中等收入陷阱”。

　　撇開政治考量，單以經濟視角來看，如果任由同工同酬都無法保障的“效率優先”思路持續主宰，那麼，它所假托的GDP增長只能越來越顯著地表現為一部分人口福利高增長，另一部分人口福利低增長甚至無增長。而按照簡單的邊際效應遞減原理就可推知，這種有欠公平的整體經濟“高效”增長，其對內需的拉動作用卻又必定是低效率的，因此，其本身的持續動力亦會很成問題。

　　綱舉才能目張。眼下，包括勞動法修法爭議在內的中國經濟社會深層次矛盾淺表化，聲聲呼喚著統籌公平與效率時不我待。因為只有更為強調讓13億國人共同參與發展的機會，共同分享發展的成果，中國這艘巨輪才能在建設和諧社會的航道上排除一切干擾，持續向前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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