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市6月30日晚宣佈，對全市中小客車試行總量控制管理，年增量配額為12萬輛，試行期為一年。7月1日零時起，廣州將暫停辦理中小客車的註冊及轉移登記，後續各個月度平均分配增量配額，購車須申請取得配置指標。(據7月1日《京華時報》報道)

　　6月30日晚拋出限購令，7月1日即施行，如此突然，讓人錯愕。儘管其推行背景，是擁有1600萬實際人口的廣州面臨機動車高速增長的嚴峻形勢——至今年5月，全市機動車保有量240.5萬輛，年均增長率達19.0%；人均每月擁堵成本達到265.9元——機動車快速增長和過度使用給大氣環境、交通運行帶來一系列問題，限購無可厚非，但一項事關1600萬市民的公共政策出臺得如此突然，有欠妥當。

　　制定公共政策不能閉門造車，應滿足公眾的知情、參與、表達和監督等各項權利。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賈西津認為，公民參與是公共政策的核心內容，公民已經不僅僅滿足於被動地認可和接受政府的公共政策方案，而是強烈地要求向公共政策系統表達自己的意願，使公共政策能夠更充分地代表自己的利益。作為一項公共政策的限購令，關係到公民的切身利益，公民不乏參與熱情，而現如今突然推出限牌令，讓人措手不及，無疑是對公民的不尊重。

　　公共政策離不了公民參與。一方面，公民的廣泛參與可減少政策上的流弊與個人的私欲，進而確保一個更可行及公平的決策。另一方面，公民參與決策，可以降低執行時的阻力，有利於政策的有效執行。究其原因，通過群體參與而得出的成果，基本上都是大多數人願意接受，且群眾基本上都對事件有了認識，了解到政策的關鍵所在，加上個人對政策的親切感，相信政策更易施行。遺憾的是，限牌令似乎並未為公民提供參與的舞臺，政策今天告知公眾，明天就施行，哪有公眾參與的影子？

　　耐人尋味的是，2006年，時任廣州市市長張廣寧明確表示，“廣州不會限制小汽車上牌，因為根本限制不住。你不給上，市民到附近城市去上，再把車開回來，廣州道路資源一樣被佔用，還白白丟了稅收。”數年過去，限牌令突然出臺，令人費解。當然，此一時彼一時，以前不限牌不意味著現在不限牌，再説主政者也發生了變化，問題在於，施政思路可以調整，公共政策可以變化，但應該讓公民充分參與。

　　改善大氣環境，解決交通擁堵，限牌不是最佳選擇，也不能成為唯一選項。限牌雖然見效快，但有懶政之嫌，不廣泛徵求民意、不充分論證，這是另一種懶政。只求效果、撇開民意的懶政可以休矣。(文/秦淮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