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偉

　　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大會近日落下帷幕，成果文件《我們期望的未來》決定建立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並達成一系列實際行動計劃，包括資金承諾、發展綠色經濟、建立超越GDP的國家福利評價指標等。這些成果無疑將推進全球可持續治理，然而發達國家首腦的普遍缺席似乎讓人頗為不安，未來10年全球可持續治理將走向何處值得思考。

　　1992年裏約峰會設計出了《21世紀議程》路線圖，2002年約翰內斯堡峰會為實施《21世紀議程》確立目標，並在多數項目上確定了行動時間表，其中包括消除貧困、生物多樣性保護、下一代人資源保護戰略等等。然而著名的綠色經濟學家傑弗裏薩克斯指出，20年來《21世紀議程》三項核心指標：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及防治荒漠化都未達標。

　　那麼，可持續治理績效不佳、效果不彰的根源何在？許多學者認為現行政治經濟框架的核心訴求依然是經濟增長、物質財富獲取。這種解釋置於國際背景，顯然不足以解釋為何經濟危機、環境危機和社會危機正以錯綜複雜方式相互催生和放大。

　　當前全球治理與以前治理最大的不同有三：一是各種問題相互貫穿、滲透，如水循環、能源安全、糧食安全和氣候變化中任何一個問題的解決都可能對其他問題造成嚴重影響；二是政府、市場和非政府等諸多行為主體多重關係的緊張和協調需全新的領導框架；三是適宜一個地區、一個問題領域的治理模式並不適宜其他地區和問題。這三點説明全球治理和可持續治理正在碎片化，正是碎片化導致可持續治理績效低下。

　　就像那句著名臺詞：人心散了，隊伍越來越難帶了。碎片化具體體現在主體衝突、制度衝突和規範衝突上。主體衝突指各方正進行或明或暗的利益博弈，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企業和NGO、公眾和政府之間的過度競爭，不但導致責任主體或缺，而且使得搭便車成為不約而同的政策選擇，集體行動邏輯最終陷入困境。

　　制度衝突指不同問題或同一問題領域的不同制度出現相互否認、矛盾、抵消的情況，以基因保護為例，《生物多樣性公約》和WTO知識産權貿易協議是兩大主要機制，前者要求籤約國尊重生物基因資源佔有主權，而後者聚焦基因使用過程中的知識産權保護，條款的分歧使美國放棄對《生物多樣性公約》的支持，可持續治理遭遇重大挫敗。

　　規範衝突指各方在可持續治理過程中常堅持不同規範，比如，歐盟多堅持可持續治理的目標導向承擔先鋒角色，美國雖然擁有歷史責任但基於利益和權勢的考量，經常拖後腿，而發展中國家堅守發展優先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不同規範訴求，難以搭建有效治理架構。可持續治理20年的經驗表明，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並未內化到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社會，隨著發展中大國對可持續治理負面影響的持續加大，承擔區別責任的道德高地可能逐漸喪失，規範變遷可能隨時發生，未來責任分配究竟如何尚未得知。▲（作者是上海社會科學院生態經濟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博士）

　　(來源:環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