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畫/唐春成

　　日前,廣州市財政局在其網站上挂出了《廣州市市屬行政單位常用公用設施配置標準(徵求意見稿)》,公開向市民徵求意見。根據這個規定,行政單位的小轎車排氣量控制在1.8(含1.8)升以下、價格18萬元以內,臺式電腦價格上限為每台6000元,筆記本電腦(含平板電腦)價格上限為每台8000元。(6月19日《新快報》)

　　給政府配置和採購標準設定上限,首先應該承認,這是一種看得見的進步——設立上限,也即一定程度上壓縮了配置部門本身的“自由裁量度”,政府配置既很難再一味“昂貴採購”,也減少了“暗箱裏操作”的可能。問題是:設立上限就意味著配置本身的可接受度嗎?顯然不是。動輒近萬元的電腦配置標準,雖然是筆記本,也確實是“過度消費”了。

　　尤需看到的是,設立政府配置上限還可能會衍生出某種錯位採購:上限為電腦8000元/臺或小轎車18萬元/輛,會否讓配置部門在採購中努力達致8000元/臺、18萬元/輛?即便是不需要如此高配置的單位,也會因為此規定無形抬高採購標準。在低約束力的當下政府行為中,出現此種背道而馳的結果是很有可能的。譬如媒體就報道過,某地曾規定當地領導每年因公最多只能出國一次,結果當地大多數領導當年最終都“因公出國”了一次。倘若真如此,不僅消解了“配置上限”政策的善意,也催生了配置中的不必要浪費。

　　“配置上限”異化,緣由仍在“上限”本身的制定程序弊病。規定電腦最高每台8000元也好,抑或規定小轎車在18萬元以內也罷,種種限定都只是一種“部門決策”,多由行政部門內部得出,而身為納稅人的市民基本被排斥在外,他們既無法真正參與財政預算監管,也難得一窺行政開支的公示,如此制定出來的政府配置標準,自然難以真正“接地氣”,也難免仍然遺留下配置中的尋租可能。

　　從公共財政的效益最大化言之,政府配置理應以最小的開支最大程度滿足行政效率所需。要達致這一目標,必須將更有“配置敏感”的公眾引入到決策過程中來。一是,讓公共財政體系更透明,讓公眾清晰地知曉配置標準的必要性；二是,將行政部門具體的採購行為最大可能地對公眾公佈,保障其監督權與知情權,也讓其判斷採購標準的必要性,並給予其具體的反饋路徑。讓最終埋單者更多地參與政府配置決策,如此之下,就算配置標準無“上限”,它也是足夠“科學”與“適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