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市財政局在其網站上挂出了《廣州市市屬行政單位常用公用設施配置標準（徵求意見稿）》，公開向市民徵求意見。規定臺式電腦價格上限為每台6000元，筆記本電腦（含平板電腦）價格上限為每台8000元，行政單位的小轎車價格在18萬元以內。該市政協委員韓志鵬表示，8000元的限價標準太高。（6月19日《新快報》）

　　首先應承認，給政府配置和採購標準設定上限，這是一種看得見的進步。但是，設立上限並不意味著配置本身的可接受度，設立政府配置上限還可能會衍生出某種錯位採購：設定價格上限的電腦或小轎車，讓配置部門在採購中努力達致8000元或18萬元？會不會因為此規定無形抬高採購標準？出現此種背道而馳的結果是有可能的。譬如，某地曾規定當地領導每年因公最多只能出國一次，結果當地大多數領導當年最終都“因公出國”了一次。倘若如此，不僅消解了“配置上限”政策的善意，也催生了配置中的不必要浪費。

　　種種採購限定多由行政部門內部得出，而身為納稅人的市民基本被排斥在外。如此制定出來的政府配置標準，自然難免遺留下尋租可能。政府配置標準雖設立了上限，但無論是于現實還是于公眾的基本觀感中，上限依舊不是真正的“天花板”。

　　從公共財政的效益最大化言之，政府配置理應以最小的開支最大程度滿足行政效率所需，達致這一目標，僅靠設定“配置上限”還不夠，它還必須將更有“配置敏感”的公眾引入到決策過程中來。當前，關於政府公用設施的配置，儘管早已出臺了《政府採購法》等法規，但無論是具體的標準制定，還是日常的採購過程，都是不夠透明的，公眾的約束力必須被更多地嵌入到監管體系中來。

　　這種“嵌入”不妨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讓公共財政體系更透明，讓公眾清晰地知曉配置標準的必要性；二是將行政部門具體的採購行為最大可能地對公眾公佈，保障其監督權與知情權，也讓其判斷採購標準的必要性，並給予其具體的反饋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