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聃

　　日前，廣州市財政局在其網站上挂出了《廣州市市屬行政單位常用公用設施配置標準（徵求意見稿）》，公開向市民徵求意見。根據這個規定，臺式電腦價格上限為每台6000元，筆記本電腦（含平板電腦）價格上限為每台8000元。（6月19日《新快報》）

　　給採購標準設定上限，首先應該承認，這是種看得見的進步設立上限，也即一定程度上壓縮了配置部門本身的“自由裁量度”。問題是：設立上限就意味著配置本身的可接受度呢？公眾對其會有自己的樸素判斷：動輒近萬元的電腦配置標準，也確實是“過度消費”了。

　　尤需看到的是，設立政府配置上限還可能會衍生出某種錯位採購：上限為電腦8000元/臺或小轎車18萬元/輛，會否讓配置部門在採購中努力達至8000元/臺、18萬元/輛？在低約束力的當下政府行為中，出現此種背道而馳的結果是很有可能的。

　　“配置限價”舉措何以會畸變？緣由仍在“上限”本身制定的程序弊病。規定電腦最高每台8000元也好，抑或規定小轎車在18萬元以內也罷，種種限定都只是一種“部門決策”，而身為納稅人的市民基本被排斥在外。由此造成的結果是：政府配置標準雖設立了上限，但無論是于現實還是于公眾的基本觀感中，上限依舊不是真正的“天花板”。

　　從公共財政的效益最大化言之，政府配置理應以最小的開支最大程度滿足行政效率所需，顯然的事實是，要達到這一目標，僅僅依靠設定“配置上限”是不夠的，它還必須更多地兼顧到公眾的樸素判斷。換而言之，它還必須將更有“採購敏感症”的公眾引入到決策過程中來。當前，關於政府公用設施的配置，仍不夠透明。採購買貴不買對與灰色利益鏈條滋生，都昭示著監管必須嵌進公眾監督。

　　具體説來，于政府公用設施的配置中，這種“嵌入”不妨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讓公共財政體系更透明，讓公眾清晰地知曉配置標準的必要性；二是，將行政部門具體的採購行為最大可能地對公眾公佈，保障其監督權與知情權，也讓其判斷採購標準的必要性，並給予其具體的反饋路徑。讓最終埋單者更多地參與政府配置決策，有著公眾樸素判斷力的約束，政府配置自會更接軌公共的認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