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世賢

　　在他們看來，中國的大國企享受著利潤留成的優厚待遇，就等於變相的財政補貼，是以國家的財力在同他們的公司競爭，有失公平。

　　在5月初閉幕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作為對話的成果之一，是中方承諾提高國有企業紅利上繳比例。

　　雙方聯合發表的新聞稿顯示，中方將穩步提高國有企業紅利上繳比例，增加上繳利潤的中央國企和省級國企的數量，將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納入國家預算體系，繼續完善國有資本收益收繳制度。

　　國企上繳利潤天經地義，可這事由美國向中國政府鄭重提出卻顯得有些唐突。而對於中國政府的“鄭重承諾”，許多人也不太理解：為什麼中國提高國有企業紅利上繳比例，要向美國作出承諾？

　　筆者愚見，國有企業確實應該提高上繳利潤比例，國有控股公司也應該提高分紅比例。

　　有關數據顯示，2011年我國國有企業利潤總額達22556.8億元，儘管增速有所下滑，但同比增長仍達12.8%。這一數額相當於我國全年GDP的5%，全部財政收入的22%。

　　從福利的角度講，哪怕是通過國企利潤上繳，改善了財政收入，再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給窮苦百姓；或者是用於資助政府增加社會保障和養老的開支，也算是老百姓有了間接的分享，無疑增加了老百姓的福利。

　　而從國際市場的角度看，中國的國有企業參與國際競爭，往往因身份的特殊性而遭受歧視性待遇。無論是公司兼併，還是資源收購，都因為國有企業與國家財政的“臍帶關係”而屢屢受挫。

　　在他們看來，你中國的大國企享受著利潤留成的優厚待遇，就等於變相的財政補貼，你是以國家的財力同他們的公司在競爭，有失公平。

　　這也是歐美國家不承認我國市場經濟地位的根本原因所在。要根本改變這種被動狀態，國企利潤高比例上繳，是應該的。

　　筆者認為，國企改革的最終目標有兩個層面。

　　其一，將國有企業主要定位於公共企業，即提供具有公共物品性質的産品或服務的企業，其基本性質是非營利性，民營資本不願進入的領域才是國企發揮作用的正當地方。

　　其二，讓國有企業轉制為公眾公司，國家按照所佔股份比例分紅，紅利直接進入公共財政預算。

　　在這兩個目標都暫時難以達到的情況下，退而求其次，就必須約束國企的經營行為。

　　由於自然壟斷和管制的存在，國企營利水平相對較高，對此，國家要麼通過規制價格，控制其營利水平，把生産者剩餘轉變為消費者剩餘；要麼作為投資人，將其大部分紅利收歸國庫，使其成為提供公共服務的財政資源。

　　美國人對中國的國企留利一直耿耿於懷，這次借戰略對話正式提出，也有一定的道理，我們可以從諫如流，但不能由美國人説了算，這關係到中國人的民主權利和法制尊嚴。

　　我們應該儘快合理合法地自主決定國企利潤上繳和使用的各種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