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海鳴（新聞晨報供稿）

　　各地醫患糾紛由來已久。然而，近期發生的兩起極端事件，仍讓人震驚不已，甚為痛心。一起是醫生“集體下跪”，另一起是“哈醫大血案”，兩件事情性質同屬 “患者維權越界”，結果也都讓醫院和醫生“很受傷”。

　　患者為何在維權時屢屢越過法律的邊界、選擇極端方式？也從一個側面説明，我們的醫患糾紛協調機制是失靈的。解決醫患糾紛主要有三種方式：一是患者與醫院自行協商；二是衛生行政主管部門主導進行調解；三是通過訴訟手段解決。在實際操作中，前兩種方式的效果往往不佳。而打官司耗時耗力，且費用高昂，這第三種方式也被很多患者視作畏途。

　　如何破解 “醫患糾紛協調機制失靈”的難題？筆者認為，應沿著兩個方向去探索。一是解決醫患雙方不對等的問題。有必要考慮引入更多的政府職能部門、專業人士、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新聞記者、律師、甚至民間組織參與，增強患方的話語權，消除醫方“一言堂”的現象。而反過來，一旦遇到“集體下跪”事件這種患方仗勢欺醫的情形，這一探索形式也有助於保護醫方的權益不受“醫鬧”侵害；二是走“非訴訟糾紛處理”的路子。應盡力引導醫患雙方在法庭外和解。

　　針對醫患糾紛的極端事件，衛生部、公安部4月30日聯合發佈了《關於維護醫療機構秩序的通告》。這對於震懾“醫鬧”等不法行為、化解矛盾糾紛會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從根本上遏制極端事件的發生，還是要從源頭上治理，完善醫患糾紛協調機制。

　　去年以來，上海等地進一步探索醫患糾紛第三方調解制度。北京成立的醫療糾紛人民調解組織，對於符合受理條件的調解申請，調委會須在3日內受理。遇到重大疑難醫療糾紛，實行專家合議制度，必要時還要召開聽證會。調委會不收取任何費用，工作經費由財政部門安排。這有利於保證調委會的中立，取得醫患雙方的信任，是一種有益的探索，雖然政府財政負擔增加了一些，但以此來促進社會和諧，是值得的。政府“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數”，就是要從這些非常具體的事情做起。

　　（作者為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上海市政協委員、上海市僑聯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