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北武漢市一對研究生畢業的父母被讀小學四年級兒子的數學題難倒。其中一道題目：找出“1、3、5、7、8；2、4、6；5、9”這三組數字的規律。讓夫妻倆琢磨了40分鐘也找不到答案。隨後母親趙娜把這道題發到網上求助，並附言：現代文盲碩士，輔導不了孩子。（5月3日《長江日報》）

　　有了放錯位置的資源，才會有垃圾；有了放錯位置的作業，才會有難題。這樣的題目，出現在公務員考試之中，倒在情理之中；出現在小學四年級的數學作業裏，卻有些出人意料。以至於研究生畢業的“高學歷”父母，都在難題面前“繳械投降”，萬般無奈之下，將求助的目光投向培優班老師和網絡世界。

　　“碩士難題”的背後，隱藏著“超越教育”的鬼魅。在競爭性的教育體制下，“別讓孩子輸在起跑線”早已從個體感觸發酵成為群體心態，“揠苗助長”的“超越教育”從來都不缺乏生存空間，幼兒園小學化、小學初中化，經過層層加碼，難度過高、容量過大已經成為基礎教育的主要弊端。

　　“超越教育”的本質，在於發揮比較優勢，激發潛能，提升學生的綜合素質。然而，在實踐過程中，“超越教育”卻逐漸變味乃至變質了：無止境的難度“拔高”，過早地透支了學生的思維能力；無限制的容量“擴容”，嚴酷地剝奪了學生的休息時間。“超越教育”讓家長拼學費，讓教師拼技巧，讓學生拼時間；浪潮之下，每個人都不堪重負。

　　令人欣喜的是，針對“超越教育”的減負逐漸從群眾心聲演變為公共政策。今年2月，教育部在新課標的修訂過程中，減少了學科內容條目，有些學科直接刪除了過難的內容。其背景就是為了適應少年兒童身心發展的規律，堅持循序漸進的原則，防止“揠苗助長”；其制度善意和公共情懷，顯而易見。

　　然而，“減負”在帶給我們新一輪概念衝擊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遭遇執行困境。究其原因，在教育資源不均衡的格局下，稀缺的資源，激烈的競爭，會從根本上扭曲人們的價值觀。老百姓在無形之中進入“囚徒困境”之中，擔心在減負之中“吃虧”。於是，你補我補大家補，重新回到“超越教育”的老路上，“減負”也就被掏空了意義。

　　因此，要破解“碩士難題”，就必須改良“超越教育”的生存土壤。只有改革教育評價機制，在“分數論”、“一考定終生”的基礎上，建立更加全面、科學的測評指標，才能讓一味拔高的“難點”失去意義，才能讓無端擴容的“容量”縮水減重；如此，減負才能真正地落到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