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掉兩塊地之後，他和他的綠城又回過了一口氣。這個本來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

　　做好産品上的地産商，現在更像一個宏觀政策分析師。

　　文｜CBN記者 李翔

　　資料整理｜CBN記者 文姝琪

　　製圖｜李婷婷

　　所有的人都在等他。

　　此刻正是一年中的最好時光，4月江南的空氣溫暖而濕潤。人們三三兩兩坐在杭州郊外一處度假酒店的露天咖啡廳內，相互交談。咖啡廳的下方是游泳池和草坪。三隻孔雀正在草坪上悠閒地散步，直到一隻藏獒與一隻薩摩犬的出現打破了這種寧靜，連咖啡廳的人也紛紛站起來去看這兩隻大狗。

　　不遠處是一片濃郁的綠植。參天的古樹之後，隱藏著幾幢別墅。從下午兩點開始陸陸續續來到這個郊區度假酒店的人，大都是在等待其中一幢別墅的住戶出現。

　　在外人看來，此人是一名性情古怪的大亨，這個時代一個真正的理想主義者，一個有著文人脾性的商人；是一名勇敢打黑的正義之士，但也有人稱他是一個同官員關係可疑的地産商；是一個極具個人魅力的小王國中的獨裁者，缺乏耐心，脾氣暴躁，但又深得其員工的愛戴；是一個從2011年到現在一直被流言蜚語困擾著的人。

　　他們知道自己不必過早抵達，因為他們要等的人往往是在中午之後才起床梳洗，準備開始工作。甚至等到這位大亨吃完午飯，笑呵呵地從別墅走到咖啡廳來，也只是意味著他們還要靜靜等待著他按照自己見客的先後順序來輪到自己。

　　他們早已訓練出自己的耐心。有人説它最長的等待記錄是9個小時。當等待的時間過長時，他們有時會有擔心，可能有人搶先一步，等在他從別墅步行到咖啡廳的路上攔住這位大亨，同他交談，向他表達自己的見解，“你不要以為沒有人敢”。

　　54歲的宋衛平擁有他在此居住和工作的這間度假酒店與別墅，以及那兩隻大狗。他創辦的公司綠城是中國內地最大的房地産公司之一。2011年他和他的公司受困于中國政府對房地産進行的宏觀調控，甚至數次被傳出資金鏈斷裂、破産和被收購的流言。他領導的這家公司目前正在緩慢而謹慎地從困局中穿行出來。

　　就在剛剛過去的4月17日，綠城將自己擁有70%權益的上海長寧區天山路項目以21.38億元的價格出售給SOHO中國，從中獲得16.16億元資金。

　　這是綠城于2010年2月在上海拿下的一個項目。就在兩個月之後，2010年4月14日，中國總理溫家寶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部署了被稱為“新國四條”的地産政策，後來被稱為中國內地“史上最嚴厲”地産調控政策的宏觀調控由此開始。

　　“我們那時候還是抱著僥倖心理。知道這是個雷區，但是想要快速穿越它。現在看來，終於還是絆在這個地雷陣裏面了。一會兒爆炸一個。這裡受點傷，那裏受點傷。”姍姍來遲的地産大亨後來感慨説，“但你還是要想辦法穿越它。”

　　儘管綠城集團在杭州市中心擁有自己的辦公樓，但是宋衛平卻已經極少再到那裏辦公。他甚至將自己的外出都降到了最低限度。他把自己的活動範圍縮小在他所居住的別墅和這間酒店的咖啡廳之間。咖啡廳內一間可以容納數十人的英式酒廊成為他的辦公室和會議室。天氣不錯時，他也喜歡坐在戶外。當他認為需要召開一個會議，或者向一位下屬交待工作時，他會用自己老舊的摩托羅拉手機撥打他們的電話—他是個念舊的人，這款手機在市面上幾乎已經消失，他卻寧願讓人四處再去購買幾個同樣的手機，而不願更換一個更加時髦和好用的電話。接到電話的下屬們會開著車穿越杭州的景區，駕駛超過半個小時，來到酒店等待他的會議開始。

　　杭州城內至今流傳著他早年在拉斯維加斯豪賭的故事，但這已成為歷史。因為宋衛平再也難以忍受在飛機上飛行這麼長時間，他患上了某種程度的“幽閉恐懼症”。他已經不再坐飛機旅行。當他需要做一次長途旅行時，他會帶著兩名司機，開著他那輛看上去陳舊的全進口大眾途銳出門。他的一位朋友認為他或許需要更換一輛新車，因為這輛車連車門也需要關兩次才能關好。但是他保留著對“賭”的熱愛與美國生活時間。每天下午到深夜才是他的工作時間，他的一些同事能在深夜兩點半接到他佈置工作的電話。

　　“像我這樣子，我是天蝎座的，天蝎座的人晚上活動會比較適合。蝎子白天都不活動。”宋衛平説。他還是一個星座與血型的信奉者。天蝎座，A型血，綠城的員工都知道。

　　至於“賭”，在他的朋友看來，宋衛平只是喜歡一切帶有競爭性的東西。“所有的比賽他都喜歡，只要是比的。他喜歡競爭。他幾乎喜歡所有運動。”《杭州日報》文體部的負責人杜平説。杜平從1996年開始結識宋衛平。當時宋衛平剛剛創立綠城一年。他們同樣屬狗，宋衛平剛好比杜平大一輪。

　　他有多熱愛競技運動？

　　他擁有一支中超球隊。2001年的足球打黑運動曾經讓宋衛平成為體育新聞中的熱點人物。

　　他下象棋，也下圍棋。儘管他稱自己只是業餘選手，但杜平説：“我是個花很多時間在圍棋上的人，他不太有時間下，但我不一定下得過他。”

　　他打橋牌。這點他倒是毫不謙虛地説自己是專業水準。杜平則説“他的水準是可以進國家隊的”。“因為我懂牌理，橋牌的很多境界和基本範疇，我已經弄得非常清楚。”宋衛平説。據説，1978年之後中國內地出版的第一本講橋牌規則的書，編寫者正是宋衛平。

　　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對游泳擁有一種特殊的情感。他認為會游泳的人擁有一種不同的世界觀。他在自己建造的每一個小區內都修建了游泳池。綠城有一項“海豚計劃”。他希望3歲到12歲的孩子必須學會游泳。他要求自己的物業統計小區內共有多少名3歲到12歲的小孩，然後上門做工作，“只要沒有先天性疾病，全出來游泳”。這些孩子們可以享受20天免費的專業游泳訓練。擁有超過兩萬名員工的綠城物業是中國最大的物業管理公司之一，“大概排名第二”，宋衛平説。他還對自己的下屬袁鳶説，如果她不在一個特定的時間內學會游泳，那麼，她將得不到升職和加薪的機會。會游泳才能升職加薪，這條規定適用於綠城的所有員工。

　　01

　　約定的時間過去了將近一個半小時，這位地産大亨才從他休息的別墅中向外走。他的生活秘書將這一消息用短信通知了等待著他的工作助理。當他走上露天咖啡廳的陽臺時，引發了一陣小小的喧嘩。等待的人群紛紛站立起來跟他打招呼，而他也停下跟人們簡短地寒暄。

　　從外表上看，他是一個溫和的中年人，身材中等，體型略胖，一臉的笑容，並沒有流露被輿論渲染出的那種咄咄逼人。他頂著一頭花白淩亂的短髮，衣著普普通通，像你在小區內隨隨便便會碰到的一個正在散步的中年人。他稱自己每次理髮只需要花十分鐘時間，省去洗頭的環節，簡單地讓理髮師剃短，然後付錢離開。他的衣服大都由他的家人，比如他的姐姐代買，“買什麼他穿什麼”，“商場在哪兒他都不知道”。不過讓人稱奇的是，這樣一個人在討論起菜價和CPI時卻頭頭是道。

　　坐下來談話時他的輔助愛好是十塊錢的萬寶路香煙和加冰的可樂。和大多數男性喝可樂時的習慣不同，他不排斥用吸管。他會端起玻璃杯，很投入地用吸管吸飲杯中的可樂。剛剛的午餐則可能是花生米、螺螄和紅燒肉。有沒有餐後水果？黃瓜算水果嗎？這都是他最喜歡的食物。

　　接受訪問對他而言是個嚴肅但又隨意的事情。他否決自己的公關部門策劃的一個小型記者採訪會。他用短信認真地告訴他們，因為2012年是政治年，所以還是少説話為妙。“但是他為什麼又要見你？”他的公關人員很困惑。在接受訪問之前，他會向他的下屬認真地打聽來訪者的詳細信息：年齡、畢業的學校以及所學的專業。他更喜歡學習歷史或哲學的人。

　　一位曾訪問過他的記者説，他會問對方：你看過某本書嗎？如果回答沒有，他就會教訓對方説：這本書你都沒讀過，你還靠寫字為生呀！在接受《第一財經週刊》的記者訪問時，他和我們爭論起《約翰克利斯朵夫》究竟是以貝多芬為原型，還是羅曼羅蘭更多以自己的經歷寫就。從事後百度的結果來看，《第一財經週刊》完勝。

　　他沒有表現出任何興趣去在形式上接近政治，比如擔任政協委員，像很多商業大亨那樣。但是從他接受採訪的頻率以及媒體而言，他似乎又想要傳遞自己的聲音，希望能夠被決策者們聽到。他在2012年的全國兩會之前接受了兩家媒體的聯合訪問，其中一家之所以選擇，是因為它聲稱自己的雜誌將被擺放進兩會會場。他也接受了新華社的訪問，在其中大談他對宏觀調控以及如何解決城市住房問題的看法，並且呼籲希望政府和輿論能夠公正地看待房地産商人。

　　在2011年綠城的困境被媒體大肆報道之前，這家數萬人的公司甚至沒有一個公關部門。所有對待媒體的工作都由宋衛平個人來完成。畢竟，在由他和李書福掀起的足球打黑時期，他成功地應對了大批來訪的記者，“那時應該凡是媒體都到杭州來過，雲集啊，熱鬧程度不比後面的瀋陽專案低。”宋衛平説。

　　但是蜂擁而至的各種負面新聞還是讓他招架不住。他做出了讓步，組建了一個三人的公關團隊。

　　“你們的解讀變成了社會輿論的基本內容，很多時候變成了決策的依據，跑到上面變成了民情和輿情。”他抱怨説。和媒體溝通的另一個目的，正是擔心“(你們)一知半解，把我們描黑了。政策也跟著變”。

　　在長時間的談話過程中，他習慣於閉著眼睛。他的眼睛本來就不大，當他笑起來時，眼睛就會變成一條窄縫。這個不知何時養成的新習慣更是給攝影師造成了困擾，因為很難抓拍到他睜著眼睛的肖像照。而他的下屬也要跟每一位客人解釋：“他不是不尊重你，他只是在思考。”他還經常把訪問會變成他的獨白。在他超過一個小時的演講結束之後，記者才有機會插嘴發問。他會開玩笑説自己不要變成祥林嫂，總是在談論宏觀調控、城市化與土地政策。可是毫無疑問這是他最熱愛的話題，幾乎貫穿于每一次採訪。

　　他解釋自己晚到的一個原因是因為昨晚的飯局，席間的飲酒讓他整個中午“昏昏沉沉”的。飯局的另一位主角是一名他不願意説出名字的銀行家。這個1965年出生的銀行家在2011年年底購買了綠城6億元的房産。“他在中國現有的環境裏，從典當鋪做起，做純粹的民營銀行能夠做成的，在我見過的浙商裏，我認為他是第一。在我見過的全國銀行家裏，我認為他也是第一。因為他沒有家庭背景，沒有任何關係。”宋衛平説。

　　一方面因為對這名銀行家的欽佩，另一方面是“儘管他壓了我們很多價錢，但他畢竟是買你的。而且那時候從我們的角度講，它不僅僅是一單買賣，我們可以把它理解成雪中送炭。”第三個原因是宋衛平希望此後能夠和銀行家的銀行發生金融上的業務往來。因此，他主動向對方敬酒，“喝了十幾杯，三小杯就是一兩。十五杯就是半斤白酒了。”而他的酒量，在“狀態不怎樣的時候，半斤也就差不多了。剛好達到量”。

　　從2011年下半年開始，他就成了綠城一名賣力的推銷員。他會開玩笑讓每個來見他的人為他介紹客戶。他給包括自己在內的辦公室三人組定下的銷售任務是4.5億。他用“你若來了，便是春天”的招聘海報來向全社會招聘銷售人才。在綠城的經紀人體制下，這些銷售人員將獲得高額的提成作為回報—成交佣金為0.8 %至1.5%，據稱為行業水平的兩倍甚至三倍。不僅僅是公司的簽約經紀人可以獲得這種待遇，即使是一名與綠城全無關係的人，也可以憑藉介紹客戶來獲得提成收入。

　　宋衛平甚至在一次會議上發完脾氣之後，取消了全公司原定的10多天的春節長假，改為7天，來整頓銷售。他的同事説，他喜歡開“務虛會”。而且，他開會的習慣是，自己一邊講，一邊點出某位同事的名字，“這時候如果你不在，那你就慘了”。改變春節假期的決定，正是在宋衛平點出很多項目執總的名字，卻發現多人缺席之後，勃然大怒而做出的。

　　被媒體廣泛報道的綠城“自救”正是由包括組建經紀公司加大現有房産銷售力度、出售項目給其他房地産公司一如之前提到的將上海天山路項目出售給潘石屹的SOHO中國，以及同包括中投等財大氣粗的公司進行合作等辦法獲取融資，媒體稱之為尋找“金主”。

　　02

　　或許可以用一句已成陳詞濫調的話來描述危機的引爆：風起于青萍之末。

　　2011年11月1日晚上，宋衛平並沒有出去應酬，而是在家中用了晚餐。他的姐姐為他燒了一條魚，“宋衛平吃得很開心”，一家本地媒體的報道稱。

　　宋衛平沒有孩子。他和家庭的關係即使是朋友談到也諱莫如深。他的一名同事説，自己很好奇宋對家庭的態度。因為宋在接受訪問時聲稱，如果自己能夠有一點成就感的話，那就是能夠為數十萬人帶來良好的居住體驗。他為他們造家。但在公開媒體上宋卻是個孤獨而落寞的人。不過宋卻同自己的母親與姐姐關係親密。他一直同自己的母親住在一起。“他非常愛他的母親，到哪兒都會把媽媽帶著。”家裏最有威望的則是姐姐。“所有的人，跟他有什麼事情説不清説不好的時候，他姐姐去説就有可能成功。”

　　但是這種美好時光卻被一則微博打碎。正是11月1日流傳在微博上的一則破産傳言將綠城困局在輿論上推到了高峰。宋衛平聲稱自己是在深夜接到記者的電話才知道此事。他不上網，更別提看微博。後來他的同事為了讓他能夠知道每日發生的新聞，會將相關信息收集成一份報告給他。他的同事將報告打印出來，送到他居住和工作的酒店。為了免去這種麻煩，他們曾經想要教會他使用iPad，但始終沒敢向他提出。

　　宋衛平的回應是一篇發表在綠城官方網站上的千字文。儘管他的一貫風格是對這種事情置之不理，但這一次他聽從了包括杜平在內的人的建議，“對破産傳聞應該回應，但一定不要反應過於激烈，那樣反而給人欲蓋彌彰的感覺，而要比較理性平和”。

　　這件事情少為人知的後續是，他的下屬找到了這名發微博的人—綠城下屬育華學校的一名年輕老師。綠城的教育在杭州同樣知名，它涵蓋了從幼兒園到高中的各級教育。育華的初中部據稱可以排進杭州中學的前三。宋衛平曾經對人説自己有兩個半産業，分別是：地産、教育和足球。“老闆認為教育才是他的歸屬産業。”綠城的一名工作人員説。宋衛平還説過，自己最終的職業可能是一名老師，或者僧侶。

　　綠城的一名執行總裁對宋衛平説：“宋總，我們找到了發微博的人……我們已經準備對他採取法律手段。”

　　宋衛平正在喝茶，聽完之後，他“把桌子啪地一拍”：“你想對他進行什麼樣的法律手段？”

　　他教訓自己這名高管説，我更願意將之理解成是我的員工對自己公司的關心，而且，他這樣一個孩子，現在已經在無邊的恐懼中了，你再去這樣，“是人都幹不出來”。

　　沒有孩子的宋衛平説：“如果是我的兒子的話，如果他在外面發生這樣的事情，面對這樣大的壓力，如果別人以這樣的方式來對待我的兒子，我會很心痛。”

　　他發了一個短信安慰這名年輕的老師，表達了自己的理解，同時説“只要有我在，有你這樣的員工在，公司一定會一天一天好起來。不管公司面臨怎樣的困難，我們都會不離不棄。”

　　稍微了解宋衛平和綠城的人會知道，他對自己的員工極為苛刻，會怒聲呵斥，拍桌子，甚至將手上杯子中的水嘩一下潑過去。後來他的高管們甚至開玩笑總結説，彙報工作時最好派一名女性高管去，因為宋衛平一看到自己將對方罵哭，作為訓斥者自己反而不知所措，於是開始轉而安慰對方。

　　但是他的員工忠誠度極高，因為宋對自己的員工又“極好”。豬肉價格上漲時，他為每名員工的家庭發放600元的食品補貼；為了應付高漲的房價，他也給每個員工發放1200元的住房補貼，以讓他們能夠在公司附近租得起房子。

　　宋衛平自己的解釋是，“中國所有的社會系統和社會教育系統，對一個合格的工作者的訓練和培養是極爛的”。這讓他們有“業餘的地方”，“有的時候讓人無法容忍”。但是同時“他們有一些可愛的地方，理應得到尊重，理應是團隊的有機組成部分”。這種雙重態度是“雙重屬性”決定的。

　　他用千字文安慰了媒體，用短信安慰了自己的員工，但並不是説他始終就胸有成竹。在2011年年末最艱難的時光裏，有一次，他通知綠城的幾名同事到西湖邊南山路上的錢王美廬餐廳“吃飯並彙報工作”。宋衛平同樣擁有這家湖邊的高檔餐廳。這些人去的時候發現旁邊已經有幾桌人在等宋衛平，輪著跟他談事情，正像他的一貫作風。結果，等到宋衛平終於過來的時候，“他已經有點喝多了”。

　　“他很委屈。他反復念叨了好幾遍：我只是想讓這個世界更美好。”

　　接下來更為誇張的事情是，他們“竟然看到他哭了……”而宋此前一直給人留下的印像是氣場強大的強人。他自己也喜歡以“能者”和“賢者”自居。他信心十足，自傲且自負。在他的名片上，他連自己在公司中的職務和抬頭都不印，只是光禿禿的“宋衛平”三字。

　　他還跟幾個同他關係很好的高管説了一些肝膽相照的話，説即使將來公司真的不在了，大家也還是可以一起在西湖邊喝茶。

　　宋衛平後來對媒體曾經説過，綠城曾經數度逼近最危險的時刻，比如“銀行明天要5個億，但錢今天才能到賬，這種情況出現過幾次，有點煎熬”。比爾蓋茨曾經如此描述自己的危機感：微軟距離倒閉只有24小時。但對於綠城而言，這卻一度成為真實的寫照。

　　已從綠城手中收購了兩個項目的股權的潘石屹回憶説：“綠城那時候的生命，都是按天來數的。就這幾天，如果錢不到位的話，就要出大問題。”SOHO中國在從證大和綠城手中收購第一個項目時，綠城有一筆4.7億的賬在2011年最後一天必須支付，而那邊復星集團和SOHO中國卻在一邊打口水仗一邊猶豫。綠城副董事長壽柏年因為牙疼而托著腮幫對潘石屹説：“你再不簽，我就要命了。”

　　這種落寞場景在2008年宏觀調控時也曾經出現過。杜平印象深刻的是在黃龍體育場綠城主場迎戰國安的比賽。球隊老闆宋衛平一個人坐在體育場的看臺上，周圍沒有人，因為大家都怕他會發脾氣。綠城輸掉了這場比賽。這時，杜平從遠處看到宋衛平一個人孤零零坐在那裏，一動不動，花白的頭髮淩亂成一團，“感覺格外孤獨和淒涼”。

　　不過，故事在那一次擁有的是一個好的轉折。儘管綠城在2009年5月4日也曾一度面對一筆4億美元的高息債待償危局，但綠城最終靠信託化解此次境外債險境。而且隨後出臺的經濟刺激政策還讓綠城成為房地産市場的大贏家，以510億的銷售額成為中國當年銷售第二大房企，僅次於萬科。

　　03

　　這種讓看客與觀者都感到牽腸挂肚的戲劇化場景，或許正是由埋在他性格與經歷之中的某些因素導致。了解過他的故事的人都會感慨，這個人根本就不應該是個商人—儘管他已經變成了一名成功的商人。

　　他所接受的教育是成為一名胸懷天下的知識分子，而不是“重利輕別離”的商人。

　　宋衛平出生在浙江的嵊州，自幼家貧，但酷愛讀書。後來他以個人資産在嵊州投資1億港幣建立了一所越劇學校，環境和他最為自豪的房地産項目桃花源相若—包括阿裏巴巴集團創始人馬雲在內的很多浙江名流都是桃花源的業主。

　　恢復高考之後，他進入杭州大學歷史系讀書。這所學校後來被合併入浙江大學，宋衛平有時會開玩笑説他有“亡校之恨”。他的同班同學壽柏年後來成為宋衛平創辦和經營綠城時的得力拍檔。“他就是老宋的周恩來”，有人評價説。後來將公司出售給萬科的另一家房地産公司南都集團的創始人周慶治也是宋衛平和壽柏年的同學。

　　宋衛平在創辦了綠城之後，總喜歡説由於公司的創始人都是學習歷史出身，為公司帶來了很大的優勢，因為這必然給公司的地産項目注入了深厚的人文色彩。在面對聽眾時，他喜歡講城市的歷史，建築與人、自然、社會的關係。他立志於要在城市中留下美好的建築。他看問題時也總喜歡站在數十年後來考慮。比如綠城的很多樓盤外墻都是明黃色色調，這是因為明黃色在二十年後仍然不會發生太大變化，儘管作為新樓顯得有些老氣。這種色調正是宋衛平自己來決定的。

　　《第一財經週刊》的記者問他這個背景除了優勢之外是否會給公司帶來劣勢時，宋衛平先是一口回答“沒什麼壞處”，隨後又説：“就是有的時候顯示出不太會賺錢，或者賺錢賺得不夠漂亮。”他也承認，他喜歡討論的“文化的、社會的、價值體系的話題，不像是公司範疇，更像是學校和研究機構討論的問題”。

　　對於這些超越于商業利益的價值的考量，讓綠城的利潤率一直不高。此次危機中，媒體也總喜歡攻擊綠城為“高負債、低利潤率”。

　　宋衛平追求的是將東西做好。他經常説的一句話是，“這個花不了幾個錢的”。

　　“他是一個很好的資源整合者。他不在乎利益。你別看他有那麼多項目，其實很多項目中他並不是最大的受益者。”杜平説。

　　綠城在2009年脫險甚至變大之後繼續奉行的激進拿地政策，在2011年下半年公司進入困局後一直被媒體指責。究其原因，其中不乏宋衛平個人性格和追求的關係。“他那個時候老講，很多時候他去拍地王，算算是沒有錢可以賺的，但為什麼要去拍呢？他是怕人家拿走之後，把地做壞了。但是他拿下來之後，卻又一時不知道怎麼弄。”杜平稱。

　　而且，由於宋衛平對綠城的控制力極強，他在某種程度上成為這家公司的“主機”。他沒有精力與時間去考慮的事情，自然也就積壓下來。杜平稱，他甚至能在宋的桌子上看到有一年之前的文件都還沒批。

　　他自視為文人，對知識分子也有一種天然的親近。他的朋友也都稱他有古士大風之風，是“文人性格”。畢業三十年後，2012年1月，宋衛平提議將同學會開到學校裏。當他爬了四層樓，來到歷史系的新辦公室，看到自己曾經的老師們，一群平均年齡82歲的教授們時，他説：“看到他們坐在那裏我就知道，原來城市的寶貝是這些人。一個城市要有價值，這种老頭和將要變成老頭的文化人越多越好……他們在建構我們社會的價值系統，防範人類有更多的戰爭和罪惡，價值大了去了。”

　　24歲時，他從大學畢業，但他卻並沒有停止大量的閱讀，他做了上萬張讀書卡片。“從那些讀書卡片中我吸取到的東西，構成我現在做人做事的態度、立場和方法論”。

　　畢業之後的五年時間他是舟山黨校的一名老師。一直到1987年，因為當時的反對資産階級自由化運動，他被停課。原因是他的言論和授課內容。他自稱“學歷史的人，總是有責任和義務去告訴那些基層幹部歷史的真相”。於是，在授課時，他將文革和斯大林時期的肅反做了一個比較。他對那些到黨校上課的鄉長和鎮長們説，為什麼希特勒在二戰中進攻蘇聯時，蘇聯會在開始時一下子輸得那麼慘，“原因是當時蘇聯肅反，將政府機關和紅軍中團以上的幹部殺了一半以上”。他從自己的讀書卡片中找出了具體數據來支撐自己的論斷。

　　他也遭受了他所稱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在一個不讀什麼書，能力不比你高，人品也不見得比你好的人手下做事”。

　　在被停課半年多後，他隱約聽説，學校對他的處分決定是將他派遣到一個中學當老師。他沒有等這個決定公佈，自己就主動離開，南下珠海，到一家電腦公司工作。“那時候其實已經不大可能有回頭路了。”

　　這一年他30歲。30歲以後，他註定只能做一名企業人了，他説。

　　隨後他經歷了他所稱的“人生中最艱難的時光”。其艱難甚至要遠遠超過他在2008年和2011年所經受的宏觀調控的煎熬。“是那一段故事造就綠城的，那一段時間裏見過的人和事，為綠城打下非常好的基礎。我從一個員工做起，做到這個企業的負責人，應對過它的很多危局。如果沒有那一段，就不會有後面這一段的綠城，説不定在哪一段就死掉了。”這些故事和另外很多事情一樣，他建議留待下次再講。

　　當他在1994年回到杭州時，他自稱“學無專長”，為了“謀生”，和他的大學同學壽柏年創建了這家名叫綠城的公司。

　　但他並無意久戰。他太痛苦。在這個社會中“教書也教不成，發言也發不成，要做事還要看別人臉色，要跟很多政府機關打交道，要求人，求人又是件滿痛苦的事情。”

　　“開始做綠城的時候，其實心裏很清楚，就是要解決謀生問題。也就做個三五年，我估計那時候能賺到幾百萬上千萬的錢，賺完以後，就乾脆找地方養老。”

　　在公司做到第三年時，綠城已經成為杭州城內銷售額最高的地産公司，但團隊還小，只有幾十名。宋衛平面對的抉擇是，還要不要繼續走下去。“不做下去有點可惜，做下去又很辛苦很吃力，還要去求人。”

　　他發現自己很難一走了之。對於這個文人氣質濃厚的創始團隊而言，創業時期的基本承諾是，5年內每個人拿到一套房子，然後分到幾十萬塊錢。“但是，他們仍然無法養家糊口。”

　　與此同時，宋衛平開始有種強烈的感覺，那就是，“在這個行業裏，做小公司是沒有意義的，甚至無法生存，必須要做強大，做到一定規模。”而一向自負的宋又認為，“我們把這個公司做起來做大，我的感覺不會有問題；努力做好才是比較難的事兒。”

　　他稱自己“默默咬緊牙關”，“去尊重那些你本來就應該尊重的人，還要尊重那些你本來或許不願意去尊重的人。努力去溝通，去表達”；“你努力把自己做好了做強大了，別人因為你的業績和成就，多少也會對你有一些尊重。政府機關在同你打交道時，多少會客氣一些，平等一些，講一些道理”，“如果你是個小公司，人家要跟你講緣分，或講其他”。

　　也就在這時，他重新閱讀了《松下幸之助》：“當我在32歲看到松下幸之助全集時，我想它無非是管理者的一般論述。等到我自己做企業，碰到一些非常現實的問題，我自己去面對它時，再去看松下的書，讀他的故事和體會，就會變得非常親切。”

　　他甚至説：“松下的全集，五卷本你只需要讀一卷，就可以做出一個七八成優秀的公司。”

　　松下幸之助對於宋衛平的意義在於，他幫助宋衛平找到了商業的意義，讓他不再為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痛苦，不再隨時萌生抽身而去的念頭。

　　宋衛平後來説，如果你是一個天生的偉大商人，那麼如果你能早一點讀到松下幸之助的著作，後者將會有助於你更好地理解和達到這一境界。他在自己的公司內部開始反復講：“偉大的商人應該能夠領悟到為何賺錢，賺錢幹什麼，會對別人和社會産生怎樣的影響。”

　　松下幸之助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促進社會繁榮，才是企業賺錢的真義”；“賺錢是整個社會不可缺乏的義務和責任”。“獲得利潤的企業往往也能同時使社會獲得利益……經營沒有獲得利潤，可以説是因為它對社會貢獻太少，或者完全沒有完成它所擔負的使命”。而企業的使命和社會責任就是“創造更好的東西，以更便宜的價格供應給大家”。

　　松下稱之為“自來水的哲學”。日本經營四聖之一在參觀過一處宗教場所後，領悟了他所稱的“經營的真髓”：“生産業者的使命，就是把生活物質變得如自來水一般無限豐富……做到這樣的地步，貧窮才可以消除，因貧窮産生的苦惱，也會消失得無影無蹤。生活的苦悶，更會減少到零。”

　　宋衛平將松下幸之助的著作視為公司的聖經。綠城將松下的著作編輯成內部出版資料，讓每位員工閱讀。我們所引用的這幾句話，也來自於宋衛平贈送的松下幸之助作品。

　　“你翻一遍會有多一遍的感悟。”宋衛平説。

　　他一定看到了，松下也曾經有每天為支票到期要馬上支付的窘迫境況。而他在不景氣中採用的方式和松下電器採用的方式竟然也有些相像。在1929年和1930年的經濟大衰退中，松下幸之助的應對方法是：“生産額立刻減半，但員工一個也不許解雇。工廠勤務時間減為半天，但員工的薪資照全額給付，不減薪。不過，員工們得全力銷售庫存品。”與此同時，他指責政府的緊縮政策才是經濟不景氣的罪魁。

　　宋衛平也做了這兩點。只不過前者將全公司人都變為積極的銷售員可以大大方方講出來，後者則需要隱晦而溫和地表達出來。

　　04

　　宋衛平同松下幸之助的不同在於，松下希望將自己的産品越做越便宜，甚至能夠像自來水一般充裕，從而造福大眾，而宋衛平蓋的房子卻是越來越貴了。

　　“他太想把事情做好，做得越好，也就變得越高端了。”杜平説。在最近綠城組織的對業主的訪問中，有一些綠城的老業主會抱怨説，當時買下的精裝修房子內，由於綠城配套的廚房器具全都是直接進口，出了故障之後，維修起來也就頗為麻煩。尤其是時間一久，原先備好了配件的物業也已經不再有儲備之後。不過這些業主在抱怨之後，還會説上幾句表示理解的話，然後再加一句：“你們也不容易。宋衛平怎麼著也算個理想主義者。”

　　“我非常願意造出很多好房子，有合理的利潤就可以。然後讓很多人都買得起。你只要給我便宜的地，我一定造便宜的房，還盡可能把質量和無形價值弄得好一些。”宋衛平解釋道。

　　宋衛平最得意的項目之一是杭州桃花源。據稱在開發這個項目時，宋衛平就是在按照陶淵明的《桃花源記》來尋找設計靈感。桃花源整個小區都頗有大隱之感。驅車從旁邊路過，如果不是刻意尋找，可能根本不會注意到這個小區的入口。它不像大多數小區通過高懸的霓虹燈標識來標明自己的存在，只是低調地在一面山石上刻上了“桃花源”三字。春夏之時，石上的字還會被綠植遮擋得隱隱約約。以至於業主在向訪客描述路徑時，需要特別提醒客人不要錯過出口。

　　曾經來訪問過桃花源並留宿其中的法國建築師保羅安德魯(北京首都機場與戴高樂機場的建築師)也對這個項目讚不絕口。它更像是將住宅修建在了森林中，而不是在住宅區內刻意去做綠化。但是桃花源的昂貴也是公認的。其中一套中式四合院住宅的價格超過了1億元人民幣，單是由一個知名台灣設計師所做的室內設計與裝修費用就高達4000萬元人民幣。

　　2003年宋衛平接受訪問時，他還認為房價不會過快上漲。現在連他自己也要面對這樣的問題了。“在我們公司還小、只有一兩百人的時候，我能做到公司員工工作5年，人均一套住房。但到了兩百人以後，人越來越多，房子越來越貴，公司再分配就有問題。我們自己實踐裏面都碰到這樣的問題，公司沒有能力來解決員工住房問題了。我們還算效益中等左右的房産公司，但連我們都解決不了我們自己員工的住房問題。所以從這個角度講，我認為中國住房結構體系要做重新的探討和重新的架構。”宋衛平説。

　　如果不算擁有分紅和股權收益的高管，綠城平均員工的年收入為十萬塊錢左右。按照宋衛平自己的計算，一個部門經理以下的員工，工作15年，買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很痛苦”。“房産開發公司的員工都買不起房子，一定有問題。”

　　宋的建議是“設置一檔專供這個階層的人購買的房子”。他的一個設想是，在從土地供給上就將土地分為三種：保障房、雙限房(限制地價、限制房價)和商品房。

　　讓宋不平的是，他認為中國住房問題，本來不是房地産商人要考慮的問題，但現在“好像城市住房出現問題原因在我們”。

　　“其實我認為不是，這是政府制度設計的問題。它可以設置為三部分：保障系統、所謂的兩限房系統(限地價、限房價)和商品房系統。把以往單一的壟斷的土地市場中的價高者得，變成這樣一個結構安排，通過這個制度結構形成一個階梯。只要其他一些社會公共資源是公平的，比如教育，就會促成低階層人群向高階層裏非常有序地流動。有能力有天分的人，如果做事情非常努力，經過一二十年，他有可能從安置房搬遷到雙限房。雙限房裏的人，通過經商或其他方式，也有可能買得起商品房。”宋説。

　　他以自己為例來説明這種流動。宋衛平剛大學畢業時，十幾平方米的房子住了5年；然後才由單位分配一套52平方米的房子。當他離開黨校為企業打工時，重新回到只住一間房子的歲月，直到成為公司高管，公司買了一批房源，分給他一套兩室一廳的房子。回杭州做綠城，他也是一直租住一套60平方米的房子。一直持續到38歲那年，他才在自己開發的社區內擁有了一套超過兩百平方米的房子。

　　商品房的銷售則可以起到轉移財富的作用。“住商品房的人，他的收入是非常高的。我們房産商運營過程裏面增值的這一塊，政府拿走了一半多一點；土地收益，要看政府地價賣的高不高，有的時候是兩三倍的收益。所以，為什麼不認為商品房是財富轉移的一種非常好的方式？”宋説，這樣還不用再去加稅。

　　“有高山有大海，世界本來就是不平的。如果要平，就是在沙漠化的過程，變成死寂的時候。物理學裏叫死寂狀態。如果不能讓高等能量繼續高，這是一個不好的社會。高等能量帶動整體一起往上走就是一個好社會。人類歷史的一個基本結構，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很多人往上走。階級鬥爭、農民起義導致的是負面的能量。改革開放以後，鄧小平理論裏非常重要的一個元素，就是一部分的人先富起來。如果沒有這一部分的人，我們現在也就跟朝鮮差不多了。所以，為了保持帶動作用，希望政府永遠不要去碰這一塊，讓它照在陽光下，但不要去碰它，而要去呵護它。因為他們有拉動作用。”宋説。

　　這種言論很容易被單純理解為對富人的片面辯護，從而招致一片叫罵。而在宋看來，這卻是通過對歷史與哲學的思考，得出的真知灼見。當然，如果他讀過哈耶克，會知道這位奧地利經濟學家也持同樣思考，只是表達略有不同。

　　不過，他並不是個徹底的只為富人建房子的人。能夠體現出宋衛平理想主義一面的事情也包括，綠城是中國最大的保障房代建公司之一。綠城目前所建的商品房面積為1200萬平方米，簽約的保障房面積則為1000萬平方米多一些。

　　“我們收建安費用的3%。比如2000塊錢的造價，我們收60元錢的管理費。10萬平方米可以打平。20萬平方米可以有微利。”儘管有地方政府表示願意多給一些費用，比如5%，但宋衛平拒絕了。他認為這會導致一些後續的麻煩，於是索性在公司內將其視作公益項目，在各項指標上同商品房分開。他能從中得到的好處是：一些工作人員得到“現房管控”的鍛鍊；不會佔用公司的資金；或許還會積累下良好的政府口碑。

　　他在公司內部動員公司工作人員參與這項“事業”時説：爺爺一輩以上是農民的人舉手。舉手的人超過了2/3。因此他將之稱為“爺爺工程”。“為農民和低收入階層做房子，是在為最大量的人造好房子，這是行業的榮譽。”他説，“我寧願商品房出問題，不願安置房出問題。因為安置房住的都是低收入階層。萬一你造得不好，給人家留下話柄，説你賺錢的房子做得很好，不賺錢的房子做得很爛，丟不起這個臉。”他甚至在公司內部説，如果讓他在只做商品房和只做安置房之間做選擇，他寧願只做安置房。

　　“現在願意做保障房的房企數量不是太多。但你要稍微引導一下，不要把房産商作為一個城市或社會的敵人。你説你們也是好人，好人當然要做點好事。那這個數量就會大大增加。”宋衛平説。

　　他再一次引用了松下幸之助的觀點：“一個企業的天職是替社會和用戶生産出更多更好的産品。賺錢是達到這個任務的必要條件之一。如果再工作五年、十年，我是有這個覺悟的，我認為我可以去做不賺錢的事情……願意天下變得更美好一點。我相信這是天下人的共識。”

　　05

　　作為宏觀調控的受害者，宋衛平從來沒有掩飾過自己對宏觀調控的不滿。他像個孩子一樣反復對人陳述這一點，連他自己都感覺自己快要變成祥林嫂。

　　“如果説政策有一個相對的連貫性，是正常的市場經濟的基本範疇，我們當然仍會頭疼感冒，但是跟這種情況不一樣。”宋堅持認為宏觀調控才是綠城目前陷入“抽瘋”狀態的主因。

　　有一次，一名記者在他表達了這個觀點之後，緊接著問了一句：調控下的市場經濟不也是市場經濟嗎？陪同宋衛平接受採訪的綠城工作人員説，宋衛平幾乎怒而離席。接下來，他開始向這位記者宣講，什麼才是市場經濟。

　　他堅定地認為包括自己在內的房地産商人們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為什麼不把這些房地産商當做城市的建設者？不要只看它盈利賺錢的部分。哪個企業不賺錢？高速公路也賺錢，茅臺也賺錢。不要歧視它們。”

　　而且，“沒有比房産商更希望社會穩定的人了。只有社會穩定，才有很多人安居樂業，安居樂業才會有很多人慢慢有成就，有成就他們才會買我們的房子，對不對？我們希望這個社會各色人等都相安無事，大家都好好讀書好好工作，好好創造價值實現價值，實現了價值之後用一部分錢來購買我們的産品，購買我們的服務。”

　　這些房地産商人，只是“希望有一個相對比較穩定的，往上走的，有次序有結構的經營環境。我們希望它所謂的調整是一個良性的調整，而不是一個惡意相加的，歧視性的或片面的調整。”

　　回到公司自身，儘管綠城的一名項目總經理在為宋衛平的激進戰略辯護時説，如果沒有這一輪的宏觀調控，那你們媒體豈不是又要讚揚綠城的戰略眼光和進取精神嗎？但是宋衛平承認，他對這一輪的宏觀調控在判斷和準備上存有不足。

　　從他創建綠城開始算起，這已經是他經歷的第四次宏觀調控。除了創業時一方面公司規模小，一方面地價低而影響不大之外，在2005年和2008年的調控中綠城都曾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那麼為何綠城對此缺乏心理準備與預期？

　　面對《第一財經週刊》記者的追問，他説：“其實你剛才説的是有些理由的。在中國這樣一個背景裏，他們採用非市場化的很多東西來管控，從他們的邏輯裏面是説得通的。(他們的)邏輯，是很清晰的在那個地方的。我們那時還是抱有僥倖心理。”

　　《第一財經週刊》的記者接著問：“那其實還是類似于沒長記性，可以這麼説嗎？”

　　宋衛平有些不好意思地笑：“應該可以，比較準確地説，應該是沒長記性。”

　　同時他又反駁道：“但是，你這樣講是站著説話不腰疼。這種政治性把控，不是那麼容易的。以後你看，如果再來一次反右，你肯定也會被打成右派。你同樣有這種可能性(錯判政治形勢)。”

　　“這個問題我們自己要檢討。這是我們的不足。我們還是有點太自我，對自己做的事情太有信心。自我感覺太好。對宏觀經濟裏不利的因素警惕性不足。我們最近已經檢討好幾次了。”宋衛平接著説。

　　2012年1月中旬，龍湖地産創始人吳亞軍在參加龍湖浙江紹興項目的活動之後，到杭州來和宋衛平見了一次面。宋衛平對他的這個競爭對手一直不吝讚美之詞。對龍湖在2011年宏觀調控中的表現他同樣表示了讚賞。

　　他説：“我們這個行業裏面，只有很少很少的人，才能對這些東西有預期。只有少數人因為2008年的調控，因為對中國國情的深刻認知，可以留有很多餘地。吳亞軍就留了很多餘地。”吳亞軍則客氣地表示，這跟她是女性有關係。

　　“女人當家過日子，就是要把錢藏好了。萬一家裏錢不夠用，翻出來還是有些用。男人有的時候，萬一飯菜票不夠了，就去借唄。你在大學讀書時候有沒有借過別人的飯菜票啊？”宋衛平反問《第一財經週刊》的記者。

　　“有些事情如果我再努力一些，其實是可以管得更好一些。”宋衛平在總結自己的工作狀態時説。現在綠城的困境反而激發了他的鬥志。“處於逆境時，(除了責任心)還有一種好勝心。逆境時大家日子都不好過，那我們多努力一點，有沒有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大家都太太平平，有自己沒自己反而變得不那麼重要。”

　　“從小(我)就認為自己是個很聰明的人。你不是認為自己很聰明嗎？那你再想想看，在你的閱歷中，還有多少資源，還有多少記憶，能夠用來戰勝目前的困難，使企業更優秀。”他説。

　　他回到了自己熟悉的競技領域：“有時候這也是一個局。一個牌局，一個棋局。”

　　這個只是想讓世界變得更美好的人，此番能否破局而出？

　　沒有人希望他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