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志（湖北大學生）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18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會議審議並原則通過《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草案）》。草案調整了女職工禁忌從事的勞動範圍，將女職工生育享受的産假由90天延長至98天，並規範了産假待遇。（4月19日《新京報》）

　　從2008年報請國務院審議，到去年11月徵求意見稿出爐，再到最終審議通過，這意味著經過了四年的論證、修改和意見徵集，以保障婦女權益為旨歸的《規定》最終定型。

　　應該説，在女職工勞動權利未充分兌現的環境下，《規定》的落地是值得期待的。從內容上看，制度的善意也通過延長8天産假、調整女職工禁忌勞動範圍等諸多更為人性化的設置體現了出來。但還應看到，徒法不足以自行，《規定》要能為女職工權益實現兜底，繞不開剛性執行的基本前提。

　　實際上，這也正是公眾的擔憂所在。《規定》以各類用人單位為約束主體，就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而言，執行的動力無可置疑，但企業尤其是中小、私營企業，必然會顧及相應的執行成本。畢竟，延長産假等對應著用人成本的直接上揚。

　　制度的鉗制效力，往往依附於對違規施以無縫、嚴苛的責罰，而在監管難以緊密盯防的條件下，罰款、賠償、限期改正乃至追究刑事責任等處罰能否生效，並産生威懾力，離不開暢通的維權機制。公眾對於企業排斥《規定》的前期假設，本質上是建立在“維權難”的基礎性語境之上的。

　　規範與現實之間可能出現斷裂，這是人們對《規定》未來的普遍判斷。基於上述考慮，輿論的焦慮感，又可以理解為職工與單位之間博弈不對等下的一次集中投射，它由《規定》引發，卻隱含了一種普遍的困境，是大眾化、泛群體化的，更是淤積已久的。甚至在用工結構、就業現狀、監管鬆緊、權利意識等系列因素左右的博弈格局之下，它遠無法由一部《規定》所消弭，而得依賴於系統化、可操作性強的舉措來建立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