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地徵用與流轉中違法違規現象不斷，其直接原因在於一些地方沒有嚴格堅持依法原則，有法不依、監管不力、執法不嚴

　　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推進，杜絕土地違法違規，各級地方政府責無旁貸，加大違法懲處力度，才能切實守住耕地“紅線”

　　甘肅蘭州徵地中發生的一件“荒唐事”引起人們關注：一片“城區裏最後的菜地”被強行推掉。更荒唐的是，當記者前往調查時，當地有關負責人卻稱“推錯了”。

　　這些年來，農地徵用與流轉中的違法違規現象已是“三農”領域較為突出的問題。

　　為什麼農地徵用與流轉中違法違規現象不斷？直接原因在於一些地方沒有嚴格堅持依法原則，有法不依、監管不力、執法不嚴。以高爾夫球場為例，早在2003年國家就明確劃出了耕地保護的“高壓線”，嚴格限制新建高爾夫球場，並一度停批停建。但據有關部門最新調查統計，這些年新增的違法違規高爾夫球場至少超過400家，東中西部地區均有。

　　由於有法不依，土地違法禁而不止。儘管這些年國家三令五申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政策，有關部門還不時公佈一批土地違法案件、事件，但土地違法違規還是屢屢花樣翻新，改頭換面地突破“禁區”。

　　從了解到的情況看，土地違法違規的花樣很多。比如，化整為零，本來佔地500畝，分3次報批，以變通的方式繞過佔地200畝上報國務院的規定；瞞報項目，以農業綜合開發、生態農業園區等名義圈佔土地，在項目區內先整幾個像模像樣的苗圃大棚之類，然後堂而皇之地建堂館會所甚至莊園別墅；借集體名義，以土地屬集體所有為由，以少數服從多數的方式把農民承包地集中起來，繼而招商引資甚至直接建廠等。

　　無論哪種違法行為，真要監管、查處其實並不難，可現實中土地違法現象還是不斷發生。在有法不依的直接原因背後，還有發展觀、政績觀等深層原因。由於一些地方領導把經濟發展、財政增長、形象改觀等簡單片面地寄託在土地工業化、商業化、房地産化上，甚至産生土地依賴症，成為“土地財政”。在這樣的“大局觀”下，地方土地部門等發揮把關、監督作用的能力和手段就很有限了。

　　片面的發展觀縱容了有法不依，有法不依又助長了土地違法。據統計，1996年我國第一次農用地普查為19.51億畝，10多年來平均每年減少耕地近1000萬畝，現在已接近18億畝底線，這其中不少屬於未批先佔，或假借名義繞過審批關。

　　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推進，我國耕地資源的剛性減少很難避免，保住18億畝耕地的壓力很大。在這種背景下，杜絕土地違法違規，各級地方政府責無旁貸。唯有嚴格土地執法，在監督機制上切實採取措施改變監管部門難以作為的現象，加大違法懲處力度，才能切實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