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胡潤聯合興業銀行發佈《2012中國高凈值人群消費需求白皮書》，稱中國個人資産在600萬元以上的高凈值人群達到270萬人，平均年齡為39歲。億萬資産以上的高凈值人群數量約6.35萬人，平均年齡為41歲，其中90%有計劃送孩子出國留學。（3月28日《京華時報》）

　　在油價破“8”、菜籃子正面臨“蔥動的懲罰”背景之下，看高凈值人群的消費需求，多少有些艷羨之意。中國富豪確實增長很快，他們年輕而巨富，是諸多奢侈品牌目標消費群體中的主力軍。儘管我們至今仍無法摸底到確切的基尼系數，好在我們已經不再諱言“貧富差距”——即便觀之國際背景，近40、50年來，巴西的基尼系數一直處於全球最高水平，近來俄羅斯、印度的基尼系數也在持續走高，對中國而言，高發展帶來的財富配置落差也須警惕。當然，對財富而言，從來沒有人真的會仇恨，怨憤的永遠是失衡的分配。

　　富人多一些，肯定不是壞事，最壞的是大家一起貧窮。但要讓社會對財富保有敬畏與尊重之心，富人就要回答好三個問題：第一，財富來源公平與否？2005年的“財富榜”發現，中國最富有的400人中，有一半人是依靠房地産或製造業致富的，只有僅10%的富人在信息技術方面有投資。在美國，叱吒矽谷的天使投資人保羅?格雷厄姆早就預言，如果你想（在信息時代）變得富有，“最有把握的方法，莫過於創立或者加入一家創業公司”。當國外富人們紛紛在互聯網上建立自己的“新王國”時，中國富人們好像除了買煤礦，就只能通過炒股、炒房當上“暴發戶”，這樣的比例，在富人群體迄今也不算低。第二，財富去處是否正義？花錢是個人的事，但財富不僅是個人的資本、還承載著社會責任功能，這正是西方國家富豪大多是“兼職慈善家”的根本道理，如果財富的集中，只是帶來個人物欲的無度擴張，即便程序正義，也很難説，這個社會的資源流動是有序而健康的。遺憾的是，我們的富人，似乎永遠沒有從暴發的狂喜中清醒過來，“左手諾基亞、右手摩托羅拉”的顯然不在少數。第三，貧困群體有沒有得到穩妥的安置？這個問題當然不是問富裕的個體，而是指向社會財富分配的制度，數據顯示，我國貧困人口接近3億，按人均每日1.25美元的貧困線推算，這3億人一年全部的財富不足1370億，還不到前1000名最富裕的中國人一年5710億美元財富總額的四分之一。溫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再一次提出了解決好控制分配差距、形成合理的分配格局、實現社會公平的問題。

　　巴爾扎克説，“培養一個貴族至少需要三代的教養。”富人在飆漲，與此同時，貴族卻在沒落。這種斷裂基於金錢、又不止在於金錢層面，他們“對平民百姓的輕蔑，毫無感情，毫無體恤，毫無慈悲”。財富累積起來的乖戾與跋扈，和財富的來龍去脈一樣，處處令人生疑。這種邏輯是很可怕的：真正的富人享受不到富裕帶來的幸福感；而暴發的富人卻繼續“加粗”著群體間的斷裂。

　　“多大能力，多大責任”。這個道理，在賺錢的時候，誰該講給他們聽？（鄧海建）

　　(來源:千龍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