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因油價上漲，深圳的士燃油附加費近日悄然上調至4元，由此引發了公眾的強烈反彈。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此前聽證會通過的出租車油價運價聯動機制規定，調整燃油附加費前應當有兩個月觀察期。但實際操作中，這一規定卻被相關部門“倉促取消”。深圳的士燃油附加費“急漲”引發公眾對調價程序的質疑。

　　沒有書面通知，沒按照一定的程序，甚至未達到漲價區間也漲1元，深圳市官方對此的解釋是，與漲價的臨界值只差幾分錢，故提前加價。這很自然地讓我想起管制經濟學中的“俘獲理論”。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喬治 斯蒂格勒的實證研究表明，政府對價格實施管制，“反而對價格起到了推升的作用”。他因此批評政府被廠商所“俘獲”。現在，在出租車行業領域，政府是不是也被出租車公司俘獲？！對於出租車行業的眾多頑疾，不論是不按程序辦事，還是隨意漲價，以及不時出現的出租車罷運等，根源只有一個，就是政府的不當管制！

　　上世紀90年代，出租車市場一度實行開放政策，私人投資者只要找一個主管單位挂靠就可以投資運營。一時間，大量出租車涌現，也由此産生了一些問題，如無序競爭、市場混亂等。從1995年起，政府開始出手整頓，出租車業進入高度管制時期。此時，各地政府紛紛強制推行公司制，將司機納入公司化統一管理。

　　政府管制的動機，本是為了彌補市場失靈，維護公共利益，但政府管制並非天使的管制，也是需要成本的。一方面，在價格管制之下，消費者權利難以保障。由於出租車實行的是特許經營，政府對價格的管制，使得出租車市場幾乎不會進行價格競爭。因此，一旦燃油上漲，出租車公司首先想到的，不是降低運營成本，不是裁員降薪，而是對政府公關，將手伸向消費者。另一方面，司機的利益也受到盤剝。比如，原油價格上漲，公司為了保住壟斷利潤，不會輕易降低份兒錢，而頻繁漲價，又會帶來不好的社會影響，這時，司機就成了替罪羊。

　　目前，針對出租車行業的“政府失靈”，許多地方也進行了改革，典型的是“溫州模式”，即通過拍賣和買斷的方式，將的士的産權和經營權統一由個體經營。這種模式使得溫州的出租車營運證變得奇貨可居，一本營運證竟然被熱炒到130萬元。2009年，溫州終於發生罷運事件。許多人認為，這是“徹底市場化”惹的禍。這顯然是誤解，“溫州模式”的根本就是一種半截子市場化。

　　縱觀近年來發達國家的出租車行業改革，雖然只有少數國家完全解除對市場的管制，但在總體上卻是放鬆的。對於放鬆管制，有人認為這會增加道路擁擠和環境污染。事實上，要解決公共道路使用中的外部性問題，燃油稅或交通擁堵費比這種直接管制更有效。顯然，出租車市場亂象，根在“不當管制”。在深圳的士燃油附加費一事上，應當深入檢討管制的不當並作出變革，以降低管製成本，順應行業發展，最終有利於市民。

　　(作者為經濟學博士、法學博士)

　　蕭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