轟動海內外的故宮失竊案，19日在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宣判，被告人石柏魁因盜竊罪被判有期徒刑13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並處罰金1.3萬元人民幣。

　　遍觀新中國成立以來歷次對“故宮大盜”們的量刑實例，我們可以看到社會的進步，時代的發展，法制實踐的過程中對法律精神的理解也是在逐步提升的。

　　我們來看看一些故宮大盜們的“下場”：

　　1959年20歲的武慶輝從故宮攜寶逃離後被抓，以盜竊國寶罪被判無期。

　　1962年孫國范進故宮行竊被抓，因盜竊國寶罪被判死刑。

　　1980年25歲的陳銀華在珍寶館剛摸到“珍妃之印”就被抓獲，因盜竊罪被判無期；1987年24歲的韓吉林連“珍妃之印”還沒摸到，就被警察擒獲，因盜竊罪被判死刑。

　　與韓吉林同年被抓的，還有年僅21歲的向德詳。他還沒進珍寶館的門就已遭擒。因盜竊罪未遂，被判無期。

　　再就是當今的石柏魁被判有期徒刑13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並處罰金1.3萬元人民幣。

　　單純從法制實踐方面講，當年的“故宮大盜”們被判處無期和死刑，無疑是過重了。從法定刑配置上，在第八次刑法修正案以前，我國刑法規定的盜竊罪涵蓋了所有的主刑刑種，包括了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及死刑。相比世界各主要國家的刑法規定，我國對盜竊罪法定刑的配置幾乎是最為嚴厲的。同樣性質的行為，因盜竊金額的不同，可以判處管制或者死刑，這無疑與罪刑相適原則是相悖的。

　　而在德國、法國、日本等大陸法係國家，盜竊罪的判刑都有上限，一般最嚴重也只判10年，不會因為金額的問題而導致罪刑失衡。這是因為，這些國家並不因盜竊金額的大小而刻意誇大罪行的嚴重性質，相反，他們認為盜竊罪是應該給予機會自新的。在普通法係的美國，名貴的藝術品盜竊案往往也只判不到10年。

　　落到我國的實際情況上，當今對於石柏魁的判決顯示出我國在法制實踐上的進步。當初人治色彩濃重的時代，因為盜竊故宮國寶的極度膽大，所以“極度可惡”、所以判處極刑的邏輯在現下已經沒有了市場。從對待“可惡罪”的極度嚴厲到逐步緩和，意味著整個社會理性思潮的回歸：對生命的尊重度越來越高，對某些罪行的寬容度也越來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