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總工會日前發佈消息，要求十萬名企業工會幹部公開自己的手機號碼。工會正想方設法擴張話語權，引起關注。（3月18日中國新聞網）

　　公開官員聯絡電話已經不算新鮮了，但要求企業工會幹部公開手機號碼，而且涉及全省範圍內十萬之眾，還是具有強烈的眼球效應，在少數地方職工維權路徑依舊不夠順暢的今天，此舉當然也不乏積極意義。

　　不過，大規模的公開工會幹部聯絡電話，到底有多大的實際效果，卻讓人難言樂觀。不是擔心這些企業工會幹部像個別地方官員那樣，缺少接受監督、便民服務的誠意，而是面對職工的維權訴求，他們能否真正發揮“娘家人”作用，為其撐腰、幫助解決問題，倒有必要打一個不小的問號。

　　企業工會組織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在為職工代言、替職工維權中發揮過積極作用，但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由於企業管理機制、工會組織機制的特點，決定了企業工會組織、幹部“行政化”色彩相當濃，客觀上沒有真正的獨立性，很多情況下得看企業主的臉色辦事，工會維權難、維權工會幹部被企業炒魷魚等情況近年來並不少見，而在討薪、工資協商等勞動保障方面的話語權其實相當微弱，履行維權職能除極個別屬於“非不能也，實不為也”，更多的情況則是“非不為也，實不能也”。

　　因此，公開企業工會幹部電話號碼固然是一個進步，不過，只要現行工會組織機制得不到根本的改革，工會幹部作為企業“管理者”的身份不改變，工會組織成員的利益依舊受制于企業主，作用必然微乎其微。在實質性的改革尚未破冰的情況下，公開工會幹部電話號碼，倒不如公開其履職情況，受理了哪些維權訴求，哪些未能得到妥善解決，問題出在哪個環節，下一步推動計劃，等等，或許作用更實在，可以有效促進維權、倒逼改革。

　　稿源：荊楚網

　　(來源:荊楚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