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深圳市發佈《關於廉潔城市創建中誠信建設若干問題的決定》（徵求意見稿），規定公務行為將實行終身負責制，公務行為出現過錯的，責任的追究不因行為主體的職務變動、崗位調整而分離。（3月18日《人民日報》）

　　公務員“終身負責制”，無論其初衷還是目的，都充滿了善意，也契合民意，更被認為是終結“短命工程”、“短期決策”的“有力手腕”。但是，即便這終身負責制的初衷是善意的，但也很難擺脫“好事多磨”的尷尬命運。

　　一者，公務員“終身負責制”是深圳“單點”的政策，如果公務員一世在深圳為官，那一切好説，追究起責任來有理有據，而官員一旦離開深圳了，其責任如何追究呢？是按著深圳的政策規定還是按著當地的政策規定，深圳的官方又如何插手異地官員的行為呢？這顯然是難以跨越的“門檻”。當“負責”超越了現實的力量，難免淪為“花瓶”中看不中用。

　　二者，責任尚難明確，問責如何進行？一個社會治理的問題是，六七個部門管不住一盤肉，九龍治水的責任模糊依然存在，這使得各個部門之間可以推諉扯皮，而要尋找第一責任人亦是難上加難。當責任本身是模糊的，追責便成了問題，而“終身負責制”，便也只是紙面上的美麗、茶杯裏的風暴，看上去很美，僅此而已。

　　“公務員終身負責制”是一種後置監督，這種監督的潛伏語境是問題已經誕生，所以必須嚴懲以震懾“後繼者”，當我們將後置監督盯得緊緊的時候，前置監督卻被忽略了，而前置監督，往往是在事情的根源上尋找預防的辦法，這種監督，更為有效，也更加重要。

　　任何的決策，其前置監督都是民主化、規範化的決策。要做到這，則是杜絕拍腦袋決策，回歸到一點上，就是要約束“一把手”過大過濫的權力。只有“權為民所用”，才可能有規劃化、民主化的決策。規範決策，是比終身負責制這種規範決策者更有效的制度入口。規範決策從微觀來説，是建設決策機制的問題，而從宏觀來看，就是政改能否穩妥而順利完成的問題。顯然，這是一個嚴肅的拷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