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深圳市發佈《關於廉潔城市創建中誠信建設若干問題的決定》(徵求意見稿)，規定公務行為將實行終身負責制，公務行為出現過錯的，責任的追究不因行為主體的職務變動、崗位調整而分離。(3月18日《人民日報》)

　　一個人做人做事，假如沒有責任追求和後果擔負的羈絆，就會隨意、草率、魯莽，甚至損害公益、摻雜個人私益。這是常識，也符合人的行為心理。而抑制這種盲動心理與行為，單靠慎獨式的道德自覺，顯然是無法進行自我糾錯的。從這個角度講，規定公務行為實行終身負責制，合乎民心，順乎民意，在現實中有約束和威懾行政亂為之功效。

　　應該肯定，在改革與發展中，要允許“犯錯誤”、“摸著石頭過河”。但反觀現實，有些過錯，原本是可以避免的，但有些公職人員剛愎自用，説一不二，不喜歡也不願意聽取他人意見；有的説話辦事喜歡“拍腦袋”，不喜歡調查研究；有的“惟上是從”，喜歡拍馬屁，不管決策是對是錯；還有的私欲熏心，知錯犯錯，在過錯中撈取好處，佔盡便宜……

　　恰是因為一些公職人員缺少“負責任”的制度約束，才敢肆無忌憚地亂決策、亂開條子、亂打招呼、亂指揮……由此衍生出“下屆領導不理上屆領導事”、“一任班子一個號，一個領導一個調”，以及“子吃卯糧”等奇聞怪事。既然有諸般的主觀行政“過錯”，必然會出現一些“惡現象”，比如“政績”工程、“豆腐渣”工程現象頻現；安生質量事故頻發；地方財政赤字虧空持續巨大；一些企業貸款無法償還等等。

　　也恰是因為缺少“終身負責制”制度規範，一些官員雖然有錯誤決策或亂行政行為，且已造成嚴重後果，卻竟然會邊犯錯邊升遷，或是移地、移位照樣做官，或是即便免職也能快速“復出”……

　　很顯然，在公務活動中推行責任到人、記錄在案、問題倒查的公務行為終身負責制，讓過錯責任追究不因行為主體的職務變動、崗位調整而分離，並與評優評先、提拔任用挂鉤，從理論上看，無疑是一大利好政策。筆者之所以稱之為是“理論”上利好，原因是對這項政策的作用不敢高估。

　　首先，“終身負責制”未必能讓真正的責任人負責。公務行為，往往決策在領導，執行在普通的公職人員。也就是説，有些時候，即便有法律法規和政策決定，但針對某一具體行政行為，普通公職人員只能照領導意圖辦事，自身沒有選擇。這種情況下，追究過錯責任，該誰來承擔？讓普通公職人員承擔？顯失公平！讓領導承擔？證據何在？

　　其次，在有些單位和部門，很多決策與行政行為，實質是個別領導一手遮天，搞“一言堂”；但在形式上，卻是開會研究、表決的“集體領導決議”。既然是“集體決議”，顯然模糊了個人與集體間的界限，責任自然無法分清。如此，行政決策與行為如果出現過錯，哪怕是重大過錯，板子也只能輕描淡寫地打在集體的屁股上，而難讓哪個領導擔責。

　　由是觀之，“終身負責制”的作用恐怕不敢高估。在具體決策和行政行為中，假如責任界限模糊，首先無法厘清，“負責制”只能是一團扯不清的麻團，更別奢談“終身”負責了。所以，在公務行為中推行“終身負責制”，意義不可小覷，但具體操作內容還需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