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兩會，代表委員們的有些建議體現出對教育的深思熟慮。比如有關“錢學森之問”，科技界31組的科學家委員們提出“減負是出大師之需，更是國家之急”。科學家委員們表示：“我們這些科學家呼籲為孩子減負，不是不務正業。‘錢學森之問’大家都很熟悉，這裡頭當然有各種因素在起作用，但我們的中小學生負擔太重，嚴重阻礙了孩子好奇心的形成和創造性的培養。沒有好苗子，出不了大科學家，還談什麼科技創新和科學發展？”

　　“錢學森之問”近年來一直受到社會廣泛關注，一時對高校形成巨大壓力。一些高校也躬身自省，反思在體制、機制、學術氛圍等方面的差距。有高教專家提出，如果中小學的應試教育長期不能破除，大學新生存在過度的功利傾向，非智力素質嚴重欠缺，高分低能，光靠幾年大學教育難以扭轉。這次科學家委員們的集體提案指出，家長希望孩子“贏在起跑線上”，從小就開始向孩子施加壓力，“海量做題，上各種培訓班”，其實“根本無法培養孩子們的學習興趣和創造性”。顯然，社會文化的淺薄、功利，給教育幫倒忙，也是素質教育難以推行的重要原因。這個屏障不打破，不僅拔尖科技人才出不了，下一代的健全人格得不到培養，整個國民素質提升也難以實現。

　　從這一思路延伸開，錢老擔心的科技人才，這次兩會上代表委員提出的高端文化人才，以及工程大師、能工巧匠、各行各業的優秀骨幹的培養，都與我們的經濟規模不相稱，與我們國家和平崛起的宏圖大業不相符合。教育的責任自然首當其衝。但是學校教育僅僅是為人才培養打基礎，走上崗位後的成長環境更為重要。全社會必須扭轉急功近利的偏向，力戒不問究竟、不求原理、不顧長遠的傳統陋習。創新的基礎是志向堅定、百折不撓、業精於勤，這需要包括體制、機制更新在內的社會大環境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