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

　　王琳（海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3月12日，全國人大代表、河南省高院院長張立勇就兩高工作報告發言時表示，建議建立錯案責任終身追究制度，進一步強化法官的責任意識，進一步提高案件審判質量，提升司法公信力。

　　此前一天，最高法院王勝俊院長在工作報告中披露，去年一年“各級法院因貪污、賄賂、徇私枉法受到刑事追究的77人，同比下降了30.6％。”表面上看，好像是查處的腐敗法官數量少了。這背後，也可能與“審判人員違法審判責任追究辦法”的制度性缺陷相關聯。

　　張立勇院長對法官責任的強調，乃至對法官責任終身制的強調，雖是常識重述，卻又有其現實的需要。這裡的“現實”，就是大責化小，小責化了的怪現狀。其中的問題，又並非一個“責任終身制”所能解決。

　　司法究責機制虛置或執行不力，與公眾的生活體驗和媒體觀察相吻合。近年來，佘祥林、聶樹斌、趙作海案等冤案時有可見。但真正依法追究了法官法律責任的，少之又少。最典型的例證是在佘祥林冤案大白之後，警方的刑訊逼供惡行曝光。在輿論的聚焦下，專案組迅速成立，數位當年負責佘案的偵查人員被調查。但就在糾錯專案組調查期間，當事者之一潘余均自殺身亡，並留下了一個大大的“冤”字。此後，佘案糾錯偃旗息鼓，再無聲息。

　　佘祥林案的究責告訴我們，如果究責不依法進行，就會淪為用一個錯案來糾正另一個錯案，用一個新的違法來糾正前一個舊的違法。司法糾錯機制和司法究責機制的完善，看上去是在保障無辜蒙冤者的權利，實則也是在保障那些導致冤獄的司法官的合法權益。沒有制度對基本人權的保障，每個人都可能是潛在的冤獄苦主──警察和法官也不例外。

　　對於究責領域的種種問題，張立勇院長開出的藥方是，“必須明確錯案追究的對象和重點、明確錯案責任追究的主體、明確責任追究程序，尤其要明確錯案責任追究終身制。”事實上，“錯案責任追究制”長期備受質疑，圍繞“錯案”、“責任”、“追究”這三個關鍵詞內涵外延一直爭議不休。在最高法院，這一制度已事實上被“違法審判責任追究”所替代。造成諸多分歧的根源在於，“錯案”一詞並不是一個嚴格的法律概念。在習慣上，它僅僅是對一個案件判決結果所作的模糊的描述。同時，錯案責任追究所追究的不可能是“錯案”本身，只能是造成“錯案”的行為。用“違法審判責任追究”更準確，也更科學。

　　司法究責難，並不在於沒有制度，也不在於沒有責任終身制的明確宣告。而在於，對所有違法行為的究責都應當納入法治的軌道。依某一個法院的內部規程，進行內部查處，這仍然是人治。依輿論的強烈要求而枉顧法律，以法外程序快速切割以期維護手持更高權柄者，這仍然是惡行。在權責一致的原則下，潘余均們理當有責必罰，更應罰當其罪。以正當程序來糾正和警示違法司法，這才是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