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居民勞動報酬佔GDP的比重，在1983年達到56.5%的峰值後，就持續下降，2005年已經下降到36.7%，22年間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在全國政協工會界別聯組討論中，全國政協委員蘇立清對勞動報酬比重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黨的十七大提出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連續幾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寫進去了。但在落實中，有關部門做了什麼？採取了什麼措施？應當給大家一個交代，可惜，到現在也沒有看到權威數字。這是個很嚴肅的問題，不應該回避。”蘇立清委員説。

　　蘇立清委員的這番話，在工會界委員中引發的熱議延續到了今天。

　　“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連續5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都重申了這一原則。然而，委員們認為效果並不盡如人意。

　　全國政協委員盛明富以最低工資為例説，雖然如今我國最低工資標準提高了22%，許多地區的最低工資佔平均工資的比例依然停留在數年前的30%左右。而國際通行的標準是40%至60%。

　　“企業利潤增加了，財政收入增長了，職工通過勞動換取合理報酬卻沒漲，這説不過去。提高比重需要剛性標準。”盛明富委員的觀點得到了一組數據的印證：2001～2010年，我國城鎮在崗職工平均工資增長了241%，而國內生産總值增長了315%，財政收入增長了407%。“收入持續走低，在分配問題上又缺少話語權，讓工人們感到自身價值被低估。”

　　全國政協委員馬蘭翠表示，目前，最低工資標準是對提高低收入職工的工資最具約束力、強制力的做法，特別是對中小企業就業人員包括農民工更加重要。

　　“強烈呼籲制定工資法，進行‘頂層設計’，對工資分配做出制度上的安排。”兩會剛剛開幕，全國政協委員滕一龍就提交了一份《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加快推動工資立法進程的建議》，他認為，工資收入分配領域存在制度建設的法制化程度較低的狀況，因此要通過立法改變這一狀況，嚴格遵循按勞分配原則，實行同工同酬。

　　“不能只籠統地講要提高，需要一個‘路徑圖’，要讓人們看到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真正在增加。”蘇立清委員疾呼。 （本報北京3月9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