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團30名女代表委員欲集體旗袍亮相人民大會堂，並參加“百年旗袍展”的消息掀起了“兩會”外的一段小風波。而受輿論壓力影響，有關方面已決定叫停此活動。浙江團的“旗袍秀”就此“未演”先謝幕。

　　在中國最高級別的政治場合，對代表委員服飾上有所要求，與肅穆端莊的會場氣氛不衝突是必要的。但從這一點上，被叫停的“旗袍秀”很難説有多不恰當。本質上説，出於代表委員個人自願的集體著旗袍和少數民族同胞穿戴民族服飾沒有太大差別。

　　然而，夾帶著爭議性與話題性，“旗袍秀”、人民大會堂前放歌等代表委員從個人意願或情感出發的一些舉動卻吸引了更多的關注，包括質疑。應當説，剝去代表委員身份，作為個人的代表委員完全可以依照自己的想法、喜好作出選擇或表達，過多的指責反顯得矯枉過正。相對於這些不過細枝末節的花絮，更值得關注的應該是“兩會”本身。

　　中國是一個議會中心制國家，它確立了人大最高權力機關的地位，而政協則作為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重要機構而存在。如何在“兩會”中圍繞公共事務，表達立場、有效監督、限制權力是衡量代表委員履職表現的方式。只有以代表委員充分履職為基礎，才談得上人民當家作主，創造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從“生動活潑”的角度來看“兩會”，評政議政氛圍的進步是顯著的。包含在“生動活潑”之下的，有廣泛探討、激烈爭辯，甚至還會形成劍拔弩張的態勢，嚴肅的政治探討之下，指向不同群體主張不同利益的代表委員不再是被動的、沉默的。正是對預算公開、教育、醫療、住房、社會保障等直接關係公眾利益議題的探討也切實推動了相關政策制度的出臺。

　　然而，客觀地説，“兩會”上“生動活潑”的氣氛仍然是有限的。我們可以找到像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這樣打斷發言，要求教育部就2012年考研泄題事件作出答覆，並向全體考生道歉的個體，但敢於講真問題，堂堂正正行使權利的代表委員並不佔多數。

　　在權利行使層面，提出詢問、質詢本是代表督政的最有效手段，但這兩項權利往往最少被啟動。在行使權利主體層面，學者、退居二線的官員更容易發出不同的聲音，講出貼近現實、契合民心的話。也就是説，越是與真問題挨得近，越難直面真問題，越不願用苛責的態度對待問題。無論是出於對講真話的顧慮、對自身職責的認識不夠還是其他，就代表委員的身份而言，它意味著沒有盡職盡責。

　　在一些國家和地區，議會上出現爭吵甚至扭打並不少見，我們曾經將之作為一種亂象、一個笑柄來對待，但某種程度上，它不失為另一種意義的生動活潑。並不是説我們要鼓勵代表委員以這樣的方式爭鳴議政，而是説，公共之事從來都不是在一團和氣中達致破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