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大發

　　3月6日中午，貴州省副省長慕德貴表示，三公消費一定要控制住，但三公消費高不是茅臺的錯。慕德貴坦陳，三公消費和國家的管理體制是連在一起的。國家財政的下撥情況和“跑部錢進”的體制是造成三公消費的根本原因，“管資金分配的官員下來，你讓他自己去餐館吃飯，到了貴州卻讓他喝米酒，那不是得罪人嘛！”(3月7日《中國青年報》)

　　三公消費不是茅臺的錯，這話絕對是對的。但慕省長接下來的論斷值得推敲：其一是國家分級、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和項目管理體製造成的；其二是中國人和人關係的維繫社會結構和維繫方式有特殊的國情決定了的。甚至説出“不把體制改了，怎麼改三公消費？”和“誰&&制止三公誰倒楣！”這樣的話來，使人頗感困惑。

　　慕省長的話簡而言之就是説目前的財政政策資金下撥體制使下邊的人不得不用三公消費求情，不敢得罪上邊的“生殺大權”。再就是中國就是人情社會，用三公消費情人吃個飯很正常。這些不改革，就制止不了三公消費。

　　這話有一定道理，也是實情，但細思之又覺得不妥。三公消費不僅僅表現在財政下撥的“跑部錢進”方面，還表現在各個方面，就算是財政下撥制度改為新財年一開始就能把錢分出去了，那還不是存在有求於人的地方。在其他方面還不是有三公現象。至於説人情世故關係造就了三公消費，就更顯“大尺度”。

　　筆者認為，不管是財政下撥制度還是中國人的世情關係也好，在三公消費的嚴禁鐵律面前都得讓步，否則就是故意變味的“有情”操作，任意三公氾濫的消極作為。因此，三公消費不怪茅臺，也不能怪目前的體制和世情，而只能怪許多單位部門沒有剛性執行禁止三公的紀律。倘若坐等體制改革後再去嚴禁三公是否是一種消極失職行為？再説就是這些都改革到位了，三公消費就能銷聲匿跡？恐怕還是要打個問號！(四川新聞網太陽鳥時評)

　　(來源:四川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