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中午，貴州省副省長慕德貴表示，三公消費一定要控制住，但三公消費高不是茅臺的錯。慕德貴坦陳，三公消費和國家的管理體制是連在一起的。國家財政的下撥情況和“跑部錢進”的體制是造成三公消費的根本原因，“管資金分配的官員下來，你讓他自己去餐館吃飯，到了貴州卻讓他喝米酒，那不是得罪人嘛！”（3月7日《中國青年報》）

　　當然，慕德貴副省長身在“茅臺”産地，“在酒言酒”，涉及的是三公消費“吃”的一面。其中雖然不乏在兩會期間“三公經費”話題不斷升溫，茅臺酒常被當成靶子的委屈，但他在為“茅臺”開脫“罪責”的同時，無疑對遏制三公消費作了建言獻策。

　　誠然，把龐大的三公消費歸罪于哪一類奢侈品本身，或者哪一種高昂消費的項目，本來就是在王顧左右而言他。這既沒有找到問題的癥結，也把三公消費當成了能消費則消費的多多益善。這看上去三公消費好像是一個不受任何管束的孩子，出了問題還要怪這世界怎麼會有那麼多花錢的地方。這就引出了一個立場的選擇：如果一個家庭出現了敗家子，您是選擇對自家的孩子嚴加管束，還是去砸那些銷售高價商品的店舖？

　　曹操在《短歌行》中吟道：“何以解憂？唯有杜康。”可見酒是可以用來解憂的。當前龐大的三公消費，已經成了國憂和民憂。那麼，比“杜康”上乘的“茅臺”，能不能解三公消費之愁？酒當然無此擔當，用酒解愁最多是“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嘆息。但慕德貴省副省長借“茅臺”説事，發出了“不把體制改了，怎麼改三公消費”的大膽直言，看來是抓住了控制三公消費的命脈。因為，如果不從體制管理上監督三公消費，那麼，今天批茅臺酒，明天限豪華車，後天禁出國遊，如此零敲碎打，必然難以成效。就茅臺酒在三公消費中的現象而言，慕德貴省副省長説出了其中的無奈：公款消費背後還是一種分級、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和項目管理體制。如果新財年一開始就能把錢分出去了，“誰還來找你跑部要錢啊”。“項目也是這樣，如果沒有科學的研判機制和分配機制，誰&&制止三公誰倒楣！”這從某種意義上説，相關官員還真不是自己想喝“茅臺”，因為，“管資金分配的官員下來，你讓他自己去餐館吃飯，到了貴州卻讓他喝米酒，那不是得罪人嘛！”地方政府得罪“管資金分配的官員”可不像得罪老百姓，不“跑部錢進”哪來發展的資金，沒有發展哪來的政績？

　　這當然還是圍繞三公消費中的吃喝問題的前因後果，但涉及三公消費的其他諸多項目，也有其制度設計和監督實施上的缺陷。如果不從制度上嚴格控制三公消費，不把三公消費公開透明，那麼，不喝茅臺酒，也可去買“愛瘋4”，不買豪華車，也可以去坐頭等艙。所以，在慕德貴副省長看來，三公消費並不是很重要，更重要的是真正深入改革。事實上，要遏制三公消費中的奢侈腐敗，不能寄希望於相關部門的道德自覺，一定要有制度的保障。有人提出“公款吃喝、公款消費應及早入罪”，這雖然有待於立法，但相關的制度設置和監督已刻不容緩。

　　稿源：荊楚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