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絡電視臺消息：全國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于3月9日上午9時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多名政協委員就有關議題作大會發言。

    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萬鋼宣佈大會開始。大會的執行主席是王剛、帕巴拉格列朗傑、白立忱、李兆焯、黃孟復、萬鋼、厲無畏和羅富和。出席今天大會的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同志，以及中共中央、國務院有關部門的負責同志。政協十一屆第五次會議大會發言一共安排三場，9日上午會議的議程是進行第一場大會發言，共有16位委員發言。

    宋曉梧：合理劃定政府與市場的界限 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

    2011年是“十二五”開局之年，經濟運行總體平穩，但結構調整步履維艱。調整經濟結構，轉變增長模式，“十五”、“十一五”就提出來了，至今進展緩慢，事實説明有待改革攻堅，尤其需要界定政府和市場界限，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

    如果説，前一階段中國經濟發展的突出特色是政府行政主導，這一運作方式能集中各種資源把GDP搞上去，那麼在新的發展階段，應當看到這一運作方式導致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剪不斷”，中央與地方的關係“理還亂”。一些人認為，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密碼”。單純從GDP增長的角度看，地方政府競爭居功甚偉，但積累的一系列的問題日漸顯現，如重復建設、産能過剩、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等。尤為嚴重的是，地方政府成為資源配置的主體，模糊了政府與市場的邊界，還為權錢交易提供了廣闊的平臺。

    近年來，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傾向愈演愈烈，層層分解下達或變相下達GDP、投資、招商引資、重大項目等各种經濟指標。為了完成這些經濟指標，有的黨政工團齊動員，有的層層考核到街道。地方政府成為資源配置的主體，使宏觀調控發生嚴重扭曲，國家調控的對象主要不是市場而是地方政府。地方又普遍追求高增長、大投資，中央為了保證地方高指標所需的煤電油運，實際形成地方調控中央的局面。以“十二五”規劃中GDP增長指標為例，中央預期7%，各省、市、區的指標加權平均為10.5%，比中央的高出50%。這種狀況普遍出現，責任不在地方，而在相關體制機制不適應發展方式轉型的要求，這也表明體制機制不改不行了。

    界定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涉及行政體制、財稅體制、外貿體制、土地制度、分配製度、價格機制以及社會管理等眾多領域。當前可以先從四方面入手逐步破題：

    一、建立統一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建議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公共設施基本完備作為衡量省、市、區是否協調發展的主要指標，儘快取消地方的GDP、投資等規劃指標，不再把這類經濟指標作為地方政府政績考核內容，以利於保證全國政令統一、市場統一。對於近年來已經形成的20多個國家級區域規劃，建議“十二五”時期中央突出抓好西部大開發，對於其餘跨省的重在指導，省內的由各省自行協調。要警惕過多的國家級區域規劃形成層次不等、種類繁多、畫地為牢的各類財稅、土地、外貿等優惠政策，助長地方政府主導的區域性GDP競爭，結果反而割裂了全國統一市場。地方政府要確保中央方針政策和國家法律法規的有效實施，加強對本地經濟社會事務的統籌協調，提供各項公共服務，維護市場秩序和社會安定。

    二、明確劃分各級政府事權財權。按照公共財政框架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要求，明確界定各級政府的事權，落實與之相匹配的財力。建議逐步將基本公共服務事權適時適當集中到中央，由中央統籌平衡各地基本公共服務的標準，並建立全國統一的基本公共服務經費保障機制。儘快將各級政府間財稅關係、責權劃分等基本制度以法律形式加以規範，限制中央政府部門的自由裁量權，杜絕“跑部錢進”的弊端，同時減少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

    三、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加快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府與社會組織、市場仲介組織分開。把不該由政府管理的事項如企業經營決策等，堅決轉移出去；把該由政府管理的事項如基本公共服務等，切實管好。以制度保證充分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基礎性作用。

    四、大力發展和規範社會組織。我國現在已有40多萬個社會組織、仲介機構，但絕大多數存在“官辦、官管、官運作”的現象。市場主體自律與自協調機制的缺失，迫使政府在社會和經濟管理方面維持“管得過寬、管得過細、管得過死”的局面。在國家法律框架內，發展完善社會組織，形成靈活的社會自協調機制，有效平衡不同社會群體的利益，是深化行政管理體制的內在要求，是清晰界定政府與市場邊界的重要前提，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題中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