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2012年GDP目標為7.5%，這其中既是中國政府降低增長速度主動“減負”，也是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決定的。

　　中國經濟經歷了十年“超高速增長”，年均GDP同比增速達10.48%。在這期間，有勞動力供給的快速增長、高儲蓄率支持的資本存量擴張以及生産效率的提高這三個方面的貢獻。未來10年，中國要素結構面臨重大趨勢性轉變，隨著我國要素紅利期滿，傳統國家盈利模式受到嚴重衝擊，要素結構整體升級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大趨勢。因此，中國經濟告別兩位數的增長也是必然的。

　　長期以來支撐中國經濟高增長的“人口紅利”開始衰減。未來十年，中國勞動力供給增速將下降、勞動力成本提升，整體經濟進入了生産要素成本週期性上升的階段。這也就預示著現代工業部門已經不能再用“不變工資制”來吸收“無限供給”的勞動力。工業部門的利潤有可能越變越薄，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減少，中國GDP潛在增長率將出現趨勢性下降。

　　首先，“人口紅利”下降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體現出來：一是總體勞動力人口的下降。最新數據顯示，中國勞動人口比重十年來首次下降。2011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為74.4%，比上年微降0.10個百分點。二是“劉易斯拐點”的出現，農村還能再轉移出來的剩餘勞動力量的數量已經不是那麼多了。三是中國老齡化程度，中國第6次人口普查人口老齡率為8.9%，但到2050年左右大概30%，中國老齡化的程度開始在加強。而隨著“人口紅利”衰竭和“劉易斯拐點”的到來，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將會放緩。預計今後城鎮化平均每年提高的速度將保持在0.8~1個百分點左右，很難再現“九五”、“十五”期間每年1.35~1.45個百分點的增幅。

　　第二是“資源紅利”衰減後經濟增長面臨的資源環境瓶頸。中國特有的“過度工業化、過度出口依賴、過度投資驅動、過度粗放增長”的模式，已經嚴重威脅到中國可持續發展的上限──資源供給約束、環境質量約束、生態容量約束、氣候變化約束。由於資源本身具有難以再生的特性，因此以不斷耗竭資源為代價的經濟發展方式已不可持續。

　　第三是傳統模式增長到極限倒逼中國增長動力“換擋”。從中長期看看，金融危機和主權債務危機嚴重打擊了發達國家的支出能力，導致由發達經濟體主導的全球總需求出現明顯下降，出現了需求不足和供給過剩的結構性衝突。特別是在全球外部不平衡逆轉、全球分工體系格局日趨穩定、中國出口産品集中度不斷上升所逐步界定的國際市場容量、勞動和資源成本上升和匯率升值的壓力以及逆週期的貿易政策盛行五大因素的影響，未來出口作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和主要源泉難以維持，並將步入遞減區域，中國依靠增加勞動力投入、加快資本形成以及“要素驅動型”模式已到盡頭，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亟待實現重大轉換。

　　未來十年，加快要素結構升級，通過人力資本提升、技術提升以及全要素生産率提升，促進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從“要素驅動型”向“創新驅動型”轉變已經是不可逆轉的大趨勢。當然，在整體要素結構升級的過程中要符合經濟發展規律，要和資源稟賦相適應，結構調整也不要過於劇烈，這樣可以避免在“要素紅利”形勢逆轉下，比較優勢出現真空的狀態。因此，現在最好的延續方式就是拉動內需，一邊升級産業結構，一邊挖掘要素紅利的潛在空間，給經濟平穩“著陸”留下緩衝地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