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交通運輸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全國總工會召開電視電話會議，聯合宣佈從今年3月起開展為期兩年的“出租汽車行業和諧勞動關係創建活動”。全國各地將逐步推行出租汽車企業員工制經營模式，代替目前承包挂靠制；同時還將普遍開展以車輛承包費用（即“份兒錢”）、社會保險、勞動收入、休息休假等為主要內容的工資集體協商（《人民日報》2月28日）。

　　無疑，可以肯定，在出租汽車行業推行包括承包費用在內的集體協調製度，應該對出租車司機勞動權益保護、道路交通安全，乃至和諧勞動關係的建立，都會是一件好事。不過同時筆者也認為，在當前社會就業情勢下，如果沒有相關的公平制度配套，這個集體協商創建活動也可能存在流産的危險。

　　首先就現行出租車行業體制來看，眾所週知，目前國內城市的出租車行業、尤其是一些大城市出租車行業，其在體制上大多還是“行政控制”的模式。即出租車數量不僅由地方政府控制，並且還是以行政許可方式由幾個特定的出租車公司經營。所以在此前提條件下，如果沒有相關能夠保證員工利益一方平等協調地位的公平制度配套，那處於優勢地位的出租車汽車公司，就會本能地利用自身體制上的強勢來維護自已的既得利益。而在這方面，想過去多年來各地出租車價格聽證活動，結果總是由司機與乘客來承擔出租車漲價後果同時，出租車公司利益卻總能毫發無損的事實，或許早已證明了這一點。所以就此而言，如果在推行出租車行業集體協商制度同時，沒有能夠保證弱勢一方平等協調地位的制度配套，那這個集體協調製度到最後，就很可能會與此前的出租車價格聽證結果一樣，面臨同樣的流於形式的風險。

　　還有就勞動者權利角度講，應該肯定，出租車行業員工的收入、社會保障等福利水平，其所反映出的不僅是社會制度對勞動者正當權益的保護水平，並且還是勞動者自身實際上是否已經擁有、及其能在多大程度上行使這種自身權利指標的映射。在此具體就以出租車司機的現狀看，想其所有收入與保障與勞動時間、強度的明顯不對稱，乃至出租車司機、乘客與出租車公司之間的扭曲利益格局，事實上也早已是一個社會公開秘密。而且同時還不得不要承認，如此的扭曲利益格局的形成原因，還無疑與現行的出租車行業體制有著莫大的關係。

　　所以筆者認為，在出租車行業推行集體協調製度肯定是一件好事，然要把這件好事真正辦好並避免其流産，關鍵或許還在要有相關的公平制度配套，要有突破現行出租車行業體制與推行制度改革的勇氣。否則，這個出租車行業集體協調製度，很可能會陷入與之前不少城市出租車價格聽證一樣的紙上談兵的風險。

　　稿源：荊楚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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