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玲

　　據《揚子晚報》報道近日，網上有帖子稱鹽城市阜寧縣一財政所長陪地稅局領導幹部喝酒後死亡。27日，阜寧官方證實確有此事，稱死者為該縣羊寨鎮財政所長高猛。(2月28日《京華時報》)

　　鎮財政所所長“因公喝酒死亡”的悲劇再度發生，讓一個年輕的生命劃上了一個難圓的句號。這是又一個“官場酒文化”的犧牲品，吃喝風氣的犧牲品。

　　近年來，類似“因公喝酒死亡”的悲劇不時發生。在雲南省華守縣青大鎮矣甫村挂職村支書的賈安康一位年輕的幹部，死於因公陪酒死亡；1992年，雲南省瀘西縣農業銀行來人，信用社女青年趙麗瓊被要求陪領導喝酒，最後死亡。事後，單位給她立了一塊碑：“因公逝世的趙麗瓊之墓，流古千芳”……

　　中國的酒文化源遠流長，有著好客的傳統，無酒不成席，已成為一種習俗。來人如果不喝酒，好像請客吃飯就失去了意義。於是，“酒文化”變成了一種“野蠻”。誠然，人們並不是懷著要把人“喝倒”的用意，而是為了讓來人“喝好”的心態。所以，就有了許許多多有關“官場酒文化”的順口溜：“領導幹部不喝酒，一個朋友也沒有”的調侃；“能喝八兩喝一斤，這樣的領導可放心；能喝一斤喝八兩，這樣的同志要培養；能喝白酒喝啤酒，這樣的同志要調走；能喝啤酒喝飲料，這樣的同志不能要”；“感情深一口悶，感情鐵喝吐血”。繼而，“多喝一杯給十萬(撥款)”，便成了“攻關”的工具。辦公室主任的選拔標準，也以“酒量”作為一項必不可少的條件。一些地方還專門把一些酒量大的“人才”挖過去，甚至專門招聘“陪酒女郎”、“陪酒後備軍”。

　　凡此種種，喝酒既成了一種“革命工作需要”，也成了一種沉重的應酬負擔。“早也陪吃晚也陪，終於陪出個胃下垂”。一個鄉鎮幹部大嘆苦經：“我已經陪了十二桌了，這樣下去不如在我身上挂個酒桶”；某地幹部為了少喝酒，便請人將酒杯鑽個孔，以減少酒精中毒的風險。

　　一位幹部深有體會地説：“看起來像水，喝到肚裏鬧鬼”，“喝酒是養人的，喝多就不是人養的”。卻有一些“酒精考驗”的幹部“酒後失態”、“酒後失控”的事不時發生：某領導酒後在會議臺上入睡，等有人提醒他講話時，他還以為是在酒桌上，把袖子擼一説：“誰給我來”！某地發生煤礦事故，有關部門趕到現場求援，一領導站在高處，拍著胸部説：“別亂，我是酒司令！”就這樣，喝酒喝得讓領導幹部酒精中毒、肝損傷不説，影響工作，甚至對家庭也造成影響。在“我喝你喝大家喝”的官場酒文化的現實語境下，每年要“唱”掉相當於兩個西湖的酒硬是把茅臺、五糧液酒給喝出了天價。

　　不説亦罷。因此，我建議，對“官場酒文化”不妨來個革命，不妨給那些因公喝酒死亡”的人立一塊警示牌：“某某因陪酒逝世”，以警示後人，並在每個機關幹部的辦公室墻上挂一個警示條幅：“喝酒風險大，陪酒需謹慎”，“喝多一杯酒，親人兩行淚”……讓人們時時謹記。否則，“革命的小酒天天醉，喝壞黨風喝壞胃”不説，一旦喝倒一大批“革命幹部”，那將不僅是我黨的一大損失，也是家庭的悲哀，更是社會的悲哀。(四川新聞網太陽鳥時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