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南某公司一位副總經理曾因為心梗住院，接受了支架治療手術，先後被放進7個支架，花了十幾萬元。這個“過度醫療”典型惡例再次引起公眾反思(2月20日《南方都市報》)。

　　醫生批發支架，能賺多少錢？據了解，國産支架出廠價一般為3000元，賣到醫院價格漲到1.2萬元，進口支架到岸價6000元，用在病人身上就上漲到近2萬元。齊魯醫院醫生坦言，“每個支架醫生能拿到10%至15%的回扣”。這意味著，每給病人放一個進口支架，醫生至少能拿到2000元，那麼，這個放7個支架的醫生光回扣就能拿1.4萬元。這不是搶錢嗎？

　　在新聞中，“一個病人放7個支架”是作為一個事例敘述的。我們覺得，必須好好解剖這個典型，從而讓我們看到醫改究竟要抓什麼。這個反面典型，起碼有這樣三點警示意義：

　　一是，醫改資金監管的重點是官員。對於醫改資金的監管，我們的制度總是針對廣大參保者，這當然不錯，但是，監管的重點應該是官員，權力越大越要加強監管。這位心臟病住院花去十幾萬，像這種高費用，不要説享受醫保的工人，就是公費醫療的普通公務員也不能報銷，必須是手握權力的官員。因此，廢除官員醫療特權應該是醫改的一個重點。

　　二是，治理過度醫療不能顧此失彼。提起過度醫療，我們就知道濫用抗生素，醫生大處方，於是治理的辦法是圍繞用藥做文章，一些地方衛生主管部門甚至出臺規定，考核醫療機構藥品收入佔業務收入比重。現在看來，“過度醫療”包括兩方面，不僅有個“過度用藥”問題，還有個“過度檢查”問題，醫院授意醫生多開大型設備檢查，如核磁共振、CT等等。結果，大型設備檢查費用上去了，藥品收入佔比也就下降了，按下葫蘆冒起瓢。因此，對“過度醫療”的監管不能顧此失彼，此消彼長。

　　三是，醫院管理是醫改永恒的主題。現在把許多問題都歸結為體制，這當然有一定道理，但是，應當看到，體制問題並不是全部，不能用體制問題掩蓋其他問題。而且，體制問題也不能一勞永逸，舊的問題解決了，還會産生新的問題，因此，醫院管理是一項基礎性工程。就以一個病人放7個支架為例，這是不能把責任推在“以藥養醫”的體制之上的，而是暴露了醫院管理混亂和醫生道德淪喪的大問題。猶如一個小偷，他把偷盜歸結為自己經濟困難，現在更是在偷盜時殺人了，難道還能認為是經濟困難造成的？

　　不能輕易放過這個反面典型，這是一個把醫改推進下去的好機會，請山東省、濟南市的衛生主管部門把這個典型好好查一查，依法依規嚴處。(殷國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