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國際化，這個在建言和紛爭中令中國高層深知其味卻躑躅難定的命題，如今已經走到了“政策分水嶺”：中國迫切希望走出“經濟大國、金融小國”的兩難，又擔心“走得太快”；同時，因為這場國際金融危機被意外“催熟”的人民幣國際化時機，卻可能稍縱即逝。

　　人們希望即將召開的2012年全國“兩會”上，給予人民幣國際化更肯定的政策支撐。

　　但正如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最近一次表態中時稱：“本幣國際化不是在辦公室設計出來的，是金融危機給出的一個機會窗口。在這種情況下，有些步驟、順序我們事先無法充分準備”。

　　對此，中國的行動是明確的：2011年8月，中央明確授權香港為唯一的“人民幣離岸中心”，2012年1月，中國發改委公佈《“十二五”時期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規劃》，提出“力爭到2015年基本確立上海的全球性人民幣産品創新、交易、定價和清算中心地位”。

　　在香港和上海金融中心“雙城記”被逐一定調後，兩個城市肩負人民幣接軌國際的各自階段性使命日益明晰，明眼人已經看出，作為金融突圍的兩大主角，香港與上海合作勝過競爭：香港作為人民幣國際化的離岸出口，而上海則作為國際金融業以人民幣投資中國的在岸碼頭，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都不可或缺。

　　但當前，人民幣國際化中的“軟肋”也很明顯：僅靠經濟影響，還不足以讓人民幣在全球獲得“重要地位”。

　　中國社科院金融所副所長殷劍峰認為，為了在2020年基本建成與中國經濟實力以及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當前需要抓住機遇，但“將上海建成人民幣跨境支付的清算中心，背後的實質是人民幣資本項目要逐漸開放”。

　　中國銀行戰略發展部高級經濟師周景彤則直言，人民幣國際化的道路，還有至少三大“障礙”需要高層定調：其一、同時也是最大挑戰，即在資本管制未能放開的前提下，人民幣在國際市場實際上是不可兌換的，而一種不可兌換的貨幣顯然不能成為大多數國家的貨幣選擇；其二，人民幣國際化必然需要更為靈活的匯率機制，但中國利率市場化和匯率自由化也仍在“議題”中；第三，中國還缺乏人民幣回流機制和足夠的投資産品，境外持有人民幣的投資者“有錢花不出去”，人民幣接受程度低也阻礙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重要的是，在稍縱即逝的時機中，中國政府能否“穩而快”地掃除障礙，為實現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提供動力？

　　今年初召開的、五年一度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中國追求金融強國的迫切心情再顯。總理溫家寶明確提出，“擴大金融對外開放，提高資源配置能力和金融安全保障水平。穩妥有序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提高外匯儲備經營管理水平。深化內地與港澳臺金融合作，支持香港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加快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積極參與全球經濟金融治理。”

　　中國現在需要的是具體而能付諸實施的政策細節，是毫不含糊的政策選擇和戰略思路。目前，處於緊密國際金融體系中的中國，不得不迎難而上，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腳步。但動作究竟是快點、還是慢點，過分激進和過分保守都可能給中國經濟帶來難以彌補的影響，政府需要給出足夠的決心和信心。(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