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性拆除”等説法的出現，固然給人以巧言令色的強烈印象，但冷靜地看，又何嘗不是對制度缺陷的口頭補漏。只不過，這種補漏絲毫起不到矯正作用。

　　最近，一些地方拆毀不可移動文物的事件屢有發生，不約而同地，“維修性拆除”“保護性拆除”成了破壞不可移動文物的招牌。這個招牌，除了語義上的諷刺余味，並沒有贏取公眾認可的目的。近日，針對此類現象，由國家文物局正式作出“名詞解釋”：所謂“維修性拆除”“保護性拆除”等沒任何法律依據，也違背了文物保護的基本原則。

　　文物保護的基本原則是“不改變文物原狀”，就是“修舊如舊”。這個沒有理解難度的原則，卻在現實中屢屢遭遇執行難度。僅憑“保護性拆除”式的説詞，文物保護的諸多規範就被輕易突破，這不但令人扼腕，也足以令人驚訝：在文物的精神或經濟價值已被充分認知的今天，是什麼讓文物保護法規和文物本身如此脆弱？相信，公眾所知道的文物價值，“保護性拆除”者不會不知道。問題出在其他方面，原因大概如下：

　　其一，土地開發的制度設計中對於文物保護缺乏應有的規定性限制。土地開發所蘊含的財政收益價值和企業利潤價值，是交易的主要訴求。在這種訴求中，即使文物保護得到強調，一旦與上述利益發生衝突，也只能退後。即使想強調並干預文物保護，也可能面臨違反土地出讓和開發約定之憂，在制度缺陷之中，只能犧牲文物。

　　其二，文物保護的違法成本過低。近些年，許多地方都曾出現拆毀文物的事件，除少數得到糾正外，許多地方的追責並不有力。説到底，原因在於缺乏有效的責任追溯途徑。違法成本過低，在事實上形同抵消對文物保護的高度重視。

　　其三，“經營城市”的理念，仍然主導著許多地方城市發展的思路。經營意味著經濟利益為最大訴求，而非文化利益為最大訴求。儘管這種理念已被許多人檢視並警醒，但是，在制度層面的糾偏還遠未開始。

　　“保護性拆除”等説法的出現，固然給人以巧言令色的強烈印象，但冷靜地看，又何嘗不是對制度缺陷的口頭補漏。只不過，這種補漏絲毫起不到矯正作用，反而為種種損毀文物的不智之舉留下了一條不該留的豁免之路。

　　從時間上看，城市化進程至少還要20年。這不能不讓人擔心，曾經居於安寧之所的諸多文物，還將經歷怎樣的喧囂和劫難。國家文物局已經表示，“對於違法損毀或拆除不可移動文物和文物保護單位的行為，必須依法處理。”這當然是糾偏的第一步。而更值得關注的是：在依法處理的同時，制度補漏是否能認真地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