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8日，國務院批轉了《促進就業規劃(2011-2015年)》。《規劃》明確了“十二五”時期促進就業的發展目標，其中包括“最低工資標準年均增長13%以上”。另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提供的數據，2011年全國共有24個省份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幅22%。

　　這些都是非常積極的信號。

　　提高最低工資標準首先顯示了國家對普通勞動者的尊重。 “勞動最光榮”的口號曾經響徹中國大江南北。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能夠讓這些普通勞動者更多分享經濟發展帶來的成果。

　　更為重要的是，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表明了國家著力提高勞動者收入的姿態。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需要一系列的制度保證，而切實提高勞動者收入是其中的重要一環。

　　我國經濟在快速增長的同時，出現了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矛盾和問題，表現之一是勞動者收入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斷下降。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研究表明，1993─2007年，政府收入佔GDP的比重由11.68%增至14.81%，增幅為3.13個百分點；企業的資本收益由38.83%增至45.45%，增加6.62個百分點；而勞動報酬佔GDP的比重由49.49%降低至39.74%，降幅9.75個百分點。

　　在收入分配問題上，勞動者方面和資本方面的利益訴求很可能大不相同，甚至發生衝突。不可否認，由於片面追求經濟和財政收入的增長，一些政府部門在處理企業與勞動者關繫上，往往利用公共權力和公共資源，出現更多偏袒資本的現象，而工人的基本權益和合理收入難以得到有效的制度保障，導致勞動者報酬多年來處於相對較低水平。農民工討薪難，是這方面問題集中表現。

　　廉價勞動力曾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大優勢，“人口紅利”被津津樂道。但是這種優勢如果不能適時轉型，必將阻礙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甚至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這至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解釋：一方面，勞動者收入過低，中等收入階層佔主體的“橄欖型社會”就無法形成，消費能力就無法有效提高；另一方面，企業既然使用廉價勞動力就可以輕鬆獲取高額利潤，必然缺少産業轉型升級的內在動力。

　　國際比較來看，韓國的經驗可資借鑒。研究表明，由於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進行“新農村運動”和80年代末期出臺《最低工資法》，韓國居民收入增長加快，城鄉和階層收入差距明顯縮小。韓國因此順利實現社會結構轉型，中産收入階層和城市人口占全社會人口比重都超過了70%，為邁向高收入國家奠定了基礎。

　　無論從推動經濟增長還是從改善民生的角度來看，提高最低工資標準都是增加勞動者收入大棋盤中一顆棋子，有關政府部門和企業還需要付出更多努力。